作者 | 朋朋 编辑 | 范志辉

塔利班又回来了，音乐又成了罪恶。

当地时间8月25日，《纽约时报》采访了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穆嘉希德。采访中，穆嘉希德表示，塔利班将禁止在公共场合播放音乐。随后，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被迫关闭，音乐家被威胁停止表演。眼下，阿富汗电台和电视台一直只播放伊斯兰歌曲。

20年间，无数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滋养、构建的阿富汗音乐土壤，顷刻间灰飞烟灭。未来该何去何从，尚未可知。

烧不尽的音乐之火

时间追溯到1996年，塔利班夺权后曾对音乐进行过大规模的迫害：禁止电台播放音乐，磁带被大量焚烧，收音机和电视作为塔利班射击的靶子。音乐人们有的惨遭杀害，有的被迫流亡海外，有的向暴力投降，从此只表演塔利班歌曲。

直到5年后，在经历了政权变革、宪法制定、议会组建和总统选举后，阿富汗的城市里终于再次响起了音乐。喀布尔电台得以恢复，沉寂已久的流行音乐回荡在老式的晶体管收音机间。大街上，年轻人用随身听播放音乐，一边走一边打着节拍。在大巴扎旧址上，售卖录音带的店铺鳞次栉比。

这些音乐几乎都是从巴基斯坦传进来的，在那里，阿富汗的难民们从未放弃他们的音乐梦想。随后，阿富汗过渡政府总统卡尔扎伊向人民保证，只要阿富汗人民团结起来，同心协力进行经济重建，阿富汗将拥有一个繁荣的未来。战争期间流亡到西方国家的文化精英们受到感召，纷纷回国，希冀在千疮百孔的故土上实现文化的重建。

民族音乐学家艾哈迈德·萨尔马斯特在澳大利亚取得音乐学博士学位后，于2002年回到了阿富汗。他创办了一所音乐学校，为饱受战争蹂躏的孩子们提供专业的音乐教育。在外国当局和私人赞助者的扶持下，这所学校发展成为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

2010年，有“阿富汗猫王”之称的流行歌手法尔哈德·达里亚从美国返回故乡，贡献了一场阿富汗史上最大音乐会，当晚有5000人目睹他的风采。

而在饱受压迫的女性身上，也开出了倔强的摇滚之花。2003年，三位阿富汗女性组建了摇滚乐队布卡，“我们都穿着布卡，你认不出谁是谁。如果你想和你姐姐打招呼，那也可能是你叔叔。”她们藏在罩袍背后，做阿富汗女性权益的殉道者。

尽管塔利班成员在全世界范围内通缉乐队成员，要将她们斩首示众，但却无法熄灭阿富汗的摇滚之火。

2011年，喀布尔举办了30年来首场摇滚音乐节。这场演出持续了6个小时，来自阿富汗各地的年轻人汇聚于此，逃避塔利班的毒害，和这世界上的其他年轻人一样，暂时忘记战乱，纵情享受音乐。

在音乐的组织者特拉维斯·比尔德看来，这场音乐节并不是为了给阿富汗人带来仅一天的欢愉，而是点燃阿富汗年轻人对流行音乐的热爱。

转眼二十年，曾经靠音乐人视死如归的胆识和真枪实弹的保障得以复兴的音乐，塔利班如今则再次将它推进坟墓。

谁在禁止他们歌唱？

为什么塔利班要禁止音乐？

此前，塔利班发言人说：“音乐在伊斯兰教中是被禁止的。我们希望能劝说人们不要做这种事情，而不是对他们施加压力。”

禁止音乐一旦成为宗教中的应有之义，在阿富汗的大部分民众眼中便具有合法性。就像塔利班要求男人留大胡子，女人全身裹在罩袍中里，不让女性上学，对于偷窃处以极刑，这些在阿富汗农村的百姓中毫无阻碍地推行着。

毕竟在这个国家的宪法中，赫然写着“阿富汗的任何法律都不得违背神圣的伊斯兰教之教义及其相关规定。”

对于阿富汗的民众来说，要想保全音乐几乎很难。目前，阿富汗的人均GDP是500美元，文盲率是63.7%，女性的文盲率则高达88%。再加上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以来，炮火在这片土地上数十年连绵不绝。

在阿富汗目不识丁的穷苦百姓眼中，暴力是乱世中的唯一正义。在这样的地方，跟他们强调音乐的价值，谈爱与和平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唯有毫不顾忌地操作枪支、破坏秩序的人，才能在这个无序的社会中抢占先机。

2001年，塔利班倒台后，阿富汗看到了重建世俗化政府的希望。总统大选吸引了900万人来投票，人心思定，和平是主流意见。流亡在外的文化精英们看到了这一转机，纷纷回国，试图在这片被摧毁的土地上重建文化。

从小生活在伊朗的女导演萨赫拉·卡里米正是在此时回到阿富汗，但迎接她的并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曾逢迎可鄙的异教徒”的控诉。

同时，滞后的经济发展和频仍的政权更迭，也是低效和腐败的温床，文艺作品的出版发行面临重重阻碍。在阿富汗电影协会的办公室里，卡里米想要借用灯光设备，负责人大言不惭地直接要求她行贿。在肮脏、低效的官僚主义中，不知有多少创作火苗早早夭折。

但卡里米负隅顽抗，完成了纪录片《方向盘背后的阿富汗女人》，意图用电影唤醒阿富汗女性作出改变。她还从零开始，举办了阿富汗电影节。她要让阿富汗人知道，他们有自己的艺术，只是被战争中断了。

相比之下，意图破坏者只需要小小的动作，就能摧毁艺术家们的努力，使民众达到绝望的目的。他们只需要谋杀一个演员、毒打一位诗人，用自杀式人肉炸弹摧毁一次演奏会，人们心中的恐惧就会被无限放大，化作凄厉的惨叫。

2014年，阿富汗导演索尼娅·纳赛里·科尔在拍摄电影《黑天鹅》时，保守派绑架了女主角，并砍掉了她的脚，以惩罚她对宗教的不忠。

同年，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的一场演出中，校长艾哈迈德·萨尔马斯特身后一位袭击者引爆身上的炸弹，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

但即便遭遇重重险阻，这些艺术家们仍乐观地认为塔利班的历史不会重演，阿富汗还有一线希望。

7年前在接受访问时，卡里米说“过去十年，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们，已经尝过了自由的滋味，当人们可以自由地坐在咖啡店里，可以聊时事看电影，人们不会轻易允许别人给自己戴上镣铐。”

如今，塔利班卷土重来。现实打了卡里米们一记响亮的耳光，电影和音乐都没能拯救阿富汗，徒留社交媒体上的一腔悲诉。“我在我的国家所努力创作的一切都将毁于一旦”，从此后“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表达都将被子弹压制到沉默之中”。

她只能向这个世界疾呼，“不要忘记阿富汗”。

有音乐，便有希望

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塔米姆·安萨利在《无规则游戏》中写道：哪怕是在塔利班时代，人们也会趁着夜深人静、门户紧闭的时候，拿出磁带，放进收音机，调低音量，慢慢回味。

在无休止的战乱和政权更迭中，音乐可以让受尽苦难的阿富汗民众喘口气，享受短暂的浪漫与欢愉。我们很难估计音乐对阿富汗民众的意义，对于布卡乐队的三个姑娘而言，音乐是她们反抗压迫，争取女性权利的武器；对于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的学生而言，音乐是他们摆脱苦难和战乱的阶梯。

我们也了解到，阿富汗15岁以下的人口占比高达42.3%，这些青少年生于塔利班倒台之后，他们享受过世俗化的娱乐和自由，除了音乐之外，一切艺术、体育和娱乐都是他们的梦寐以求，有些人甚至愿意为此冒着死亡的风险。

塔利班攻占首都喀布尔时，18岁的少年扎基·安瓦里从美国运输机上掉落身亡，而他逃离阿富汗的初衷，不过是有个足球梦，想有一片绿茵场。

目前，塔利班政权在这片土地上势如破竹，严苛的禁令之下音乐何时再宠爱这片土地还未可知。

我们只能为阿富汗祈祷，祈祷在这片沉默的土地上，年轻人还能够不忘却人性本真的渴望选择音乐，选择用艺术突破压迫的藩篱，不再迷信暴力和极端宗教，还愿意为现代化和世俗化努力。

毕竟，在阿富汗扛起吉他比扛起枪支更勇敢。

排版 | 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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