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父亲其事其文

贾平凹、贾栽娃和父母

先说观点：不管你们怎样认知，我喜欢贾平凹散文远胜过他的小说。他2000年之后的小说可能是因为探索，充满着神秘主义，没了《浮躁》的清新自然。

贾平凹的散文，语言平实，娓娓道来，不经意间就把你带入进感人的情绪中，尤其是他祭奠父母的文字，读来眼睛湿润。

今天想说说他关于父亲的文字。

贾平凹已届古稀，作品很多，名作不少，而引起共鸣的文字，大都是他的散文，尤其是写父亲母亲的散文。关于父亲，他写过《父亲的往事》、《我的父亲》、《父亲的半瓶酒》等，关于母亲，他写过《我不是好儿子》、《写给母亲》等，贾平凹用平实的语言，描写生活中琐碎小事儿，却把那种对父亲母亲浓浓的感恩与深深眷恋写出来，穿透了纸面，冲击着每位读者的心灵。

正是因为父亲母亲，他才得以在文学路上坚持走下去。

贾平凹父亲贾彦春，出生于二十世纪20年代。那是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土匪不少，绑架经常发生；贾彦春兄弟几个曾三次被绑架。贾彦春曾被绑架到一百多里的外地，还好，交了赎金后，人回来了。因为遭受过匪祸，家族便希望出一个读书人，以此来振兴家族。一家人努力供贾彦春上学，贾彦春自己也很努力刻苦，最后做了商洛地区山阳县中村中学教书先生。他还是山阳县中村中学创建时期6位教师之一。

在那个年代，教书先生往往在村里德高望重，如果为人处事公道的话，不管哪家有事儿，都会请他去主持。譬如红白喜事、分家分产、邻里纠纷等等。贾彦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从贾平凹关于父亲的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父亲的性格：

1.为人热情，只要邻里有请，他一概不推辞。

2.为人正直，不惧权势，不怕得罪人；赢得权威的同时，也得罪了不少人。

3.脾气差，甚至到了暴躁地步。

4.大男子主义，在家里一言九鼎，容不得他人反对。

5.爱说道，时常召集家人开家庭会议，讲做人，谈处事，一说就是好几个小时，没人敢插嘴。

贾平凹父母、前妻韩俊芳、女儿贾浅浅

在那个年代，人很像大海浪涛中的一片叶子，随着波涛起伏，不能做自己的主。譬如，贾平凹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被认定为“反革命分子”，需要在“学习班”进行思想改造。后来，被开除公职，民兵押其回家，劳动改造。据说他见到贾平凹就抱着儿子哭了，说：我把我的娃害了！

贾彦春失去了工作，贾平凹也被迫辍学回家务农。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先是停课闹革命，后是复课闹革命，接着是边生产边上学边革命。贾平凹即便上学，学的也是语录之类的革命口号。

这一年是1966年，贾平凹14岁，他父亲42岁。

在那个年代，“地富反坏右”这五类人是同一个性质，属于斗争的对象，成份不好；成份好的是贫农。成份不好，招工、招兵都受影响，因为政审通不过。因为贾彦春反革命的身份，招工，招兵都轮不到贾平凹。

现在不兴成份了，估计年轻人理解成份“高”给人造成的伤害。在我上中学时候，填写各项表格，其中有一项就是成份。我老娘每每讲起我姥姥的历史，总是要先讲：“那时成份不好”。我姥姥的父亲是地主，她因此被归入“黑五类”，曾经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她，最后嫁给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还一再受欺负，时常被打骂。

贾平凹

生活的不顺，导致贾彦春从小酒怡情，变成了借酒消愁。谁愿意和一个“反革命分子”交往呢？他没有了工作，就不愿出门，只能靠喝酒撑着，麻醉自己，也打发日子。

喝醉了，总有酒醒的时候。一时间醉酒减缓了忧愁，酒醒了会更惆怅。怎么办？振作！于是，贾彦春带着儿子没完没了地写申诉书，不断地向各个部门递交申诉信。贾彦春一般自己写，握不住笔时就自己口述，让儿子来写。

申诉信写了不少，买不起信纸，就四处搜寻纸，仔细剪裁了，认认真真写相关情况，然后递交到相关部门。纸的颜色不大相同，谈起翻案材料时，只说“五色纸”，父子俩都知道是哪个材料。

或许，正是在贾彦春的带动下，贾平凹通过书写翻案材料，锻炼了写作技巧。

功夫不负有心人。五年后，贾彦春的冤案被平反，他重返学校，继续做他的乡村教师，贾平凹这才有了推荐上大学的资格。当然，推荐上大学已经是1972年的事儿了。

后来，贾彦春退休了，在老家帮贾平凹带娃，也就是带贾浅浅了。

再后来，他被查出胃癌。虽然手术了，但为时已晚，还是在1989年8月最后一天，走了。

在贾彦春去世后33天，农村说得“五七”这一天，贾平凹写下《我的父亲》，以此来祭奠亡父。有的杂志干脆把文章的名字改为《祭父》。

贾平凹

《我的父亲》（又名《祭父》）

父亲贾彦春，一生于乡间教书，退休在丹凤县棣花；年初胃癌复发，七个月后便卧床不起，饥饿疼痛，疼痛饥饿，受罪至第二十七天的傍晚，突然一个微笑而去世了。其时中秋将近，天降大雨，我还远在四百里之外，正预备着翌日赶回。

我并没有想到父亲的最后离去竟这么快。以往家里出什么事，我都有感应，就在他来西安检查病的那天，清早起来我的双目无缘无故地红肿，下午他一来，我立即感到有悲苦之灾了。经检查，癌已转移，半月后送走了父亲，天天心揪成一团，却不断地为他卜卦，卜辞颇吉祥，还疑心他会创造出奇迹，所以接到病危电报，以为这是父亲的意思，要与我交待许多事情。一下班车，看见戴着孝帽接我的堂兄，才知道我回来得太晚了，太晚了。父亲安睡在灵床上，双目紧闭，口里衔着一枚铜钱，他再也没有以往听见我的脚步便从内屋走出来喜欢地对母亲喊："你平回来了！"也没有我递给他一支烟时，他总是摆摆手而拿起水烟锅的样子，父亲永远不与儿子亲热了。

守坐在灵堂的草铺里，陪父亲度过最后一个长夜。人生的短促和悲苦，大义上我全明白，面对着父亲我却无法超脱。满院的泥泞里人来往作乱，响器班在吹吹打打，透过灯光我呆呆地望着那一棵梨树，这是父亲亲手栽的。往年果实累累，今年竟独独一个梨子在树顶。俗话讲，人生的光景几节过，前辈子好了后辈子坏，后辈子好了前辈子坏，可父亲的一生中却没有舒心的日月。在他的幼年，家贫如洗，又常常遭土匪的绑票，三个兄弟先后被绑票过三次，每次都是变卖家产赎回，而年仅七岁的他，也竟在一个傍晚被人背走到几百里外。贾家受尽了屈辱，发誓要供养出一个出头的人，便一心要他读书，父亲不敢懒散，硬是读完了中学，成为贾家第一个有文化的人。当我参加了工作第一次领到了工资，三十九元钱先给父亲寄去了十元，父亲买了酒便请了三个伯父痛饮，听母亲说那一次父亲是醉了。那年我回去，特意跑了半个城买了一根特大的铝盒装的雪茄，父亲拆开了闻了闻，却还要叫了三个伯父，点燃了一口一口轮流着吸。大伯年龄大，已经下世十多年了，按常理，父亲应该照看着二伯和三伯先走，可谁也没想到，料理父亲丧事的竟是二伯和三伯。在盛殓的那个中午，贾家大小一片哭声，二伯和三伯老泪纵横，瘫坐在椅子上不得起来。

"文化革命"中，家乡连遭三年大旱，生活极度拮据，父亲却被诬陷为历史反革命关进了牛棚。正月十五的下午，母亲炒了家中仅有的一疙瘩肉盛在缸子里，伯父买了四包香烟，让我给父亲送去。我只能隔着栅栏缝儿看父亲，我永远忘不了父亲呆呆站在那儿看我的神色。后来，父亲带着一身伤残被开除公职押送回家了。那是个中午，我正在山坡上拔草，听到消息扑回来，父亲已躺在床上，一见我抱了我就说："我害了我娃了！"放声大哭，父亲是教了半辈子书的人，他胆小，又自尊，他受不了这种打击，回家后半年内不愿出门。但家庭从政治上、经济上一下子沉沦下来。

父亲当然是普通的百姓，清清贫贫的乡间教师，不可能享那些大人物的富贵，但当我在城里每次住医院，看见老干楼上的那些人长期为小病疗养而坐在铺有红地毯的活动室中玩麻将，我就不由得想到我的父亲。

在贾家族里，父亲是文化人，德望很高，以至大家分为小家，小家再分为小家，甚至村里别姓人家，大到红白喜丧之事，小到婆媳兄妹纠纷，都要找父亲去解决。父亲乐意去主持公道，却脾气急躁，往往自己也要生许多闷气。时间长了，他有了一定的权威，多少也有了以"势"来压的味道，他可以说别人不敢说的话，这少不得就得罪了一些人。为这事我曾埋怨他，为别人的事何必那么认真，父亲却火了，说道："我半个眼窝也见不得那些龌龊事！"父亲忠厚而严厉，胆小却嫉恶如仇，他以此建立了他的人品和德行，也以此使他吃了许多苦头，受了许多难处。当他活着的时候，这个家庭和这个村子的百多户人家已经习惯了父亲的好处，似乎并不觉得什么，而听到他去世的消息，猛然间都感到了他存在的重要，我守坐在灵堂里，看着多少人来放声大哭，听着他们哭诉："你走了，有什么事我给谁说呀？！"的话，我欣慰着我的父亲低微却崇高，平凡而伟大。父亲是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又受家庭生计所累，他没有高官显禄的三朋，也没有身缠万贯的四友，对于我成为作家，社会上开始有些虚名后，他曾是得意和自豪过。他交识的同行和相好免不了向他恭贺，当然少不了向他讨酒喝，父亲在这时候是极其的慷慨，身上有多少钱就掏多少钱，喝就喝个酩酊大醉。

一九八二年的春天，我因一批小说受到报刊的批评，压力很大，但并未透露一丝消息给他。他听人说了，专程赶三十里到县城去翻报纸，熬煎得几晚上睡不着。父亲搭车到城里见我，我的一些朋友恰在我那儿谈论外界的批评文章，我怕父亲听见让他在另一间房内休息。等来客一走，他竟过来说："你不要瞒我，事情我全知道了。没事不要寻事，有了事就不要怕事。你还年轻，要吸取经验教训，路长着哩！"说着又返身去取了他带来的一瓶酒，说："来，咱父子都喝喝酒。"他先倒了一杯喝了，对我笑笑，就把杯子给我。他笑得很苦，我忍不住眼睛红了，这一次我们父子都重新开戒，差不多喝了一瓶。

父亲只活了六十六岁，对于父亲的离去，我们悲痛欲绝。对于离去我们，父亲更是不忍。当检查得知癌细胞已广泛转移毫无医治可能的结论时，我为了稳住父亲的情绪，还总是接二连三地请一些医生来给他治疗，事先给医生说好一定要表现出检查认真，多说宽心话，我知道他们所开的药全都是无济于事的，但父亲要服只得让他服，当然是症状不减，且一日不济一日，他说："平呀，现在咋办呢？"我能有什么办法呀，父亲。眼泪从我肚子里流走了，脸上还得安静，说："你年纪大了，只要心放宽静养，病会好的。"

就在他去世的前五天，他还要求母亲去抓了两服中草药熬着喝。父亲是极不甘心地离开了我们，他一直是在悲苦和疼痛中挣扎，我那时真希望他是个哲学家或是个基督教徒，能透悟人生，能将死自认为一种解脱，但父亲是位实实在在的为生活所累了一生的平民，他的清醒的痛苦的逝去使我心灵不得安宁。当得知他最后一刻终于绽出一个微笑，我的心多多少少安妥了一些。可以告慰父亲的是，母亲在悲苦中总算挺了过来，我们兄妹都一下子更加成熟，什么事都处理得很好。小妹的婚事原准备推迟，但为了父亲灵魂的安息，如期举办，且办得十分圆满，这个家庭没有了父亲并没有散落，为了父亲，我们都在努力地活着。

按照乡间风俗，在父亲下葬之后，我们兄妹接连数天的黄昏去坟上烧纸和燃火，名曰："打怕怕"，为的是不让父亲一人在山坡上孤单害怕。冥纸和麦草燃起，灰屑如黑色的蝴蝶漫天飞舞。我们给父亲说着话，让他安息，说在这面黄土坡上有我的爷爷奶奶，有我的大伯，有我村更多的长辈，父亲是不会孤单的，也不必感到孤单；这面黄土坡离他修建的那一院房子并不远，他还是极容易来家中看看；而我们更是永远忘不了他，会时常来探望他的。

1989年10月3日写毕，父亲去世后33天，“五七”之前

在贾平凹父亲去世12年后，贾平凹又想起他的父亲贾彦春，于是又写了一篇《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父亲去世已经十二年了，我时常会在梦中见到他，但梦醒起来让我数天难以安宁的是梦中的父亲总是苦愁着脸。父亲原本是乐观的人，好客，喜爱秦腔。他的一位曾同校教书的朋友给我说过，父亲习惯在夜里备完课后，和一拳头般大的面团，擀一撮面条，在小煤油炉上煮，一边煮一边唱秦腔，筷子就在锅沿上敲节奏。

是“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将父亲的命运和性格完全改变，他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也曾企图自杀过，虽然他为了妻儿老小仍活了下来，后来又得到了平反，但从此他丧失了对生活的信心，喝劣质酒，常常就醉了。父亲最后是患上癌症去世的，他的病与心情关系极大，当我数百里外奔丧回去，看见了已经停在灵床上的他那愁苦脸的模样，我的泪如雨一样落在地上，以至使地上湿了一片。我向妹妹询问父亲临终前的情景，妹妹说她先是看见父亲突然脸上无声地笑了一下，还以为父亲要说什么，近去看时人已经没气息了。妹妹的这一句话，安慰了我许多，心想父亲终究是摆脱愁苦了吧。在过后的百天里，我梦到过几次父亲，他都是不说话，似乎从我面前匆匆走过，脸上却还是愁苦着。我将梦境的事对母亲提说，母亲说，过了百天就不会做这样的梦了，如果你梦见你父亲穿的不是旧时的衣裳，脸上也不苦愁，那亡灵就转世了。但是，十二年了，父亲在梦中的形象仍是苦愁，这怎能让我安宁而不害怕呢？　

昨天，二十世纪的倒数第二个晚上，我又梦见我的父亲，早晨起来在床上闷了半天，窗外的马路上正有一队欢庆新世纪的队伍走过，我趴在窗口看着，想：一个世纪就这样过去了吗，我的父亲，包括千千万万的人以他们的苦难完成了这个世纪的历史吗？欢庆的人群不知喊些什么唱些什么，形成轰轰嗡嗡的市声，这里边又有多少鬼魂的呼号？！就在这个下午，我的一位画家朋友召集了一伙人去他的画室品茶吃酒，说是要守这个交接之夜，但是，酒过三巡，却都研墨铺纸叫着画画，画画是我们发泄欢乐和烦恼的主要方式。我原本想画画我的父亲，画父亲昨天晚上在梦中的模样，画到一半便停笔了，我不愿意画出父亲苦愁的脸，突然涌动了画一画“文化大革命”，我奇怪的是从没有学过素描，却极快地完成了这幅画。

画完了，我把画笔扔了。

“好！”朋友们称赞着我的构图和笔法。

我却说了一句：“父亲应该上了天堂，或许就重新转世了吧，但愿他在梦中让我看到的不再是苦愁的脸。”

大家都对着我笑了，原来苦愁着的一直是我。

时间来到2016年，贾平凹父亲贾彦春已经去世27年了，他再一次想起了父亲来，写了《父亲的往事》。

父亲的往事

我的父亲一辈子教书，没有什么学术建树，也没当过什么领导，为了养家而工作着，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平日喜欢喝口酒，唱几句戏，还有点脾气急躁，是一个很普通的乡村教师。但有三件事，谁也料想不到，使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灭顶之灾。

一件是，我父亲兄弟四个，他为最小，三个伯父在老家种田，贩火纸，甚至去下煤窑，供他在西安读书，毕业后在西安田家湾小学任教。1948年胡宗南撤退前在陕西省政府开一次报告会，要求所有单位的人都参加，田家湾小学的教师当然得去。但在去的路上，我父亲溜队了，和另一个同事到易俗剧社看了一场秦腔《夺锦楼》。

一件是，我姨父是共产党陕南游击队的队长，1949年家乡刚一解放，他把我父亲从西安田家湾小学叫回去给他们当文化教员，但最终又没当成，我父亲去了当地一所学校，而他送了一件黄呢子军上衣。黄呢子军上衣是姨父的战利品，我父亲很珍贵这件礼物，每每过年时穿那么几天，就收起来保存在一个铁皮箱子里。姨父1953年病逝后，我父亲再也没穿过那件黄呢子军上衣，而十多年里提着铁皮箱子碾转了商洛三个县的九所学校。

一件是，当我出生时，父辈兄弟四个并没分家，二十二口人还在一个大锅里吃饭。我父亲的工资主要承担全家孩子们的教育费用。我有七个堂兄四个堂姐，其中三个堂兄小学毕业后要上中学，从1960年到1965年，我父亲就带着他们先后从这个县到那个县，从这个学校到那个学校，管吃管住管学习。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说那是红色风暴，确实是风暴到来飞沙走石，草木倒伏，所有人都要革命，所有人都在积极表现着而面目全非。我父亲带着的那个二堂兄，因要加入红卫兵，也写了一张大字报，揭发我父亲保存有一件国民党军官服。这可不得了了，红卫兵就抄收了铁皮箱子，果然见到黄呢子军上衣，我父亲无论怎么解释，他们都认为保存国民党军官服就是企图变天，就是仇恨共产党，将我父亲送到了“教师学习班”。在“教师学习班”，他们翻我父亲的档案，档案里竟然有一份参加胡宗南报告会的材料。而把胡宗南的报告会定为国民党特务训练班后，我父亲就成了全县教育系统揪出的“一条大鱼”。

那时候，我是初二学生，也辍学回家当了农民，每天劳动着挣三分工。“教师学习班”已转移到两岭小学，距我家仅十里路，但我父亲一直没有回来，我去过几次，学校门口有背枪的站岗，根本不能进去。而村子里早就成立了造反组织，时常有批斗会，凡是批斗会，无论是公社的书记生产大队的支书，还是那些已戴帽的地富反坏右，程序都是让他们先低头认罪，进行自我交待，交待完了，主持人问：交待得老实不老实？群众就喊：不老实！再问：不老实怎么办？再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于是就有人拿了麻绳来，把每一个被批斗者绑了吊到屋梁上。

我不知道我父亲在“教师学习班”会是什么样子，却不断传来那里的消息：万湾村的一个教师死了，是半夜里用裤带把自己吊在了窗格上死的。陈家沟村的一个教师被抬到县医院抢救，是吞了三颗钉子，血流了半盆子。谢涧村的一个教师也死了，原本断了一条腿不会死的，但第二天正批斗着，头往上一仰就死了。我们全家就惊恐着我父亲能不能熬得住，他有胃病，胆小又好面子。我一次又一次地去两岭小学，还是不能进去，就每天傍晚坐在村外的桥头上，盼望着父亲能突然回来。我母亲逢人便说：他会过了关吧？回答的都是：恐怕难呀，他事那么大的。我母亲心里也明白我父亲凶多吉少，但她只是想让人给她说句安慰话，没人肯说安慰话，我母亲就在家里放声大哭。

到了第二年四月，我父亲回来了，人还完整，却是被戴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遣返农村劳动改造。那天我正在生产队地里干活，听说我父亲回来了，赶紧往家跑，我父亲已经在炕上睡了，见了我抱着就哭。手哗哗地抖，说：我把我娃害了！

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见到我父亲哭，他知道他成了反革命分子，而他的儿子也就成了“黑五类”的狗崽子，才十四五岁呀，在那个以成份定命运的年代，从此前途上的灯灭了。

政治上彻底沉进谷底，经济上随之陷入绝境，在以后的数年里，村里凡有批斗会，我父亲肯定被叫去认罪，他的手抖得越来越厉害，胃病又不停地犯，不能吃红薯，可不吃红薯又能吃什么呢，只能把红薯切片晒干磨面做糊糊吃。而我，没资格当民兵了，不能参军，不能招工，村小学里一个民办女教师去生孩子，需要个代课的，学校同意我去了，公社书记又把我取消了。也就在那几年里，我知道了什么是世态炎凉，什么叫看人的眉高眼低，知道了一顿饭没吃的饥饿和吃了上顿没有了下顿的饥饿是怎样的不同。但那些年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在不屈不挠地写申诉信，父亲手抖得握不住，他说我写，几乎是每月一两封申诉信寄往父亲任教的那个学校和县上、地委的有关部门。没钱买信纸，我们就到处找纸，没有白纸了，就用以前的作业本在背面写，到商店去讨要包装纸回来裁了写。我至今对纸的珍惜就是那时养成的。写了上百封各种颜色不同，大小不一的申诉信，寄出去了全没有下落，我和我父亲心里也明白这些信是白写的，但写信成了夜里习惯的活计，写了那个晚上才能睡稳。

我的父亲蒙受了天大的冤枉，我的少年里充满了仇恨。可恨谁呀，恨谁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北京文化大革命了偏僻的山地里也文化大革命？恨谁决定了给我父亲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为什么这个社会就有了地富反坏右？恨送我父亲黄呢子军上衣的我姨父吗？恨那个胡宗南吗？恨运动怎么就控制了全社会的思想，怎么人都变成狼了，变得乌眼鸡了。可我这么恨着，老虎吃天，没处下口呀。直到后来听我父亲说是我的二堂兄首先揭发了他保存黄呢子军上衣的事，又听我父亲说在“教师学习班”上，第一个把他绑起来拷打的是邻村一个姓李的人，我和弟弟就计划着怎么去报复。我们计划当面质问二堂兄，骂他一顿，宣布与他断绝关系，再在某个夜里潜藏在邻村的路口，专等着那姓李的出来了，砸他几砖头。这计划被我母亲觉察了，告诉了我父亲，我父亲大发雷霆，不准我们惹事，这个家经不起再有事了！他说：恨他们有什么用呢，他们不陷害不绑打我，还是会有人陷害绑打的。我的父亲是善良的，也是软弱的，他和我的母亲严防着我们出去乱说乱动，我们不理解也想不通世事，虽没有去报复二堂兄和那个姓李的，但心里无时不在咒他们，杀他们。

五年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我父亲的冤案终于平反，重新回到了学校。但他的身体再难以恢复健康，病病恹恹了多年，于1989年去世。

我是后来逐渐明白了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明白了为什么能在中国发生，也为了使历史再不要重演，也以我的认识和能力，写下了《我是农民》《古炉》《老生》等一系列文学作品。

当我父亲去世时，我感叹过他如果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深山农民，或者是一个哲人，那多好啊，而我的父亲是小知识分子，他似乎什么都懂，又没有懂到极致，他才有了那么多的痛苦、委屈、疑惑，他才有了那么多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恐惧。

我的那个二堂兄，他当年当过造反派的头儿，后来也教书，我和弟弟十多年没与他往来，后来他主动地来跪在我父亲的遗像前痛哭流涕，我们便也叫他是二哥了。他现在已七十六岁，是我们这一辈人中最和气的人。

而那个姓李的，在我父亲去世的前十年就死了。我有一年回老家过春节，听说他是开拖拉机去县城，经过四方岭时，路是很平坦的，拖拉机却翻了，原本他被摔在路上，可拖拉机翻了一下，又翻了一下，就砸在他身上，头当时就扁了。

2016年1月13日

随着时间的流逝，去世的人留给活着的人的，只有精神了。这似乎有点肉体去了，精神不灭的意思。贾平凹多年后想起父亲什么？是那半瓶没喝完的酒。

父亲的半瓶酒

我在城里工作后，父亲便没有来过，他从学校退休在家，一直照管着我的小女儿。从来我的作品没有给他寄过，以前年来，问我是不是写过一个中篇，说父亲听别人说过；曾去县上几个书店、邮局跑了半天去买，但没有买到。我听了很伤感，以后写了东西，就寄他一份，他每每又寄还给我，上边用笔批了密密麻麻的字。给我的信上说，他很想来一趟，因为小女儿已经满地跑了，害怕离我们太久，将来会生疏的。

但是，一年过去了，他却未来，只是每月寄一张小女儿的照片，叮咛好好写作，说：“你正是干事的时候，就努力干吧，农民扬场趁风也要多扬几锨呢！但听说你喝酒厉害，这毛病要不得，我知道这全是我没给你树个好样子，我现在也不喝酒了。”接到信，我十分羞愧，便发誓再也不去喝酒，回信让他和小女儿—定来城里住，好好孝顺他老人家一些日子。

但是，没过多久，我惹出一些事来，我的作品在报刊上引起了争论。争论本是正常的事，复杂的社会上却有不正常的看法，随即发展到作品之外的一些闹哄的什么风声雨声都有。我很苦恼，也更胆怯，像乡下人担了鸡蛋进城，人窝里前防后挡，唯恐被撞翻了担子。茫然中，便觉得不该让父亲来，但是，还未等我再回信，在一个雨天他却抱孩子搭车来了。

老人显得很瘦，那双曾患过白内障的眼睛，越发比先前滞呆。一见面，我有点惶恐，他看了看我，就放下小女儿，指着我让叫爸爸。小女儿斜头看我，怯怯地刚走到我面前，突然转身又扑到父亲的怀里，父亲就笑了，说：“你瞧瞧，她真生疏了，我能不来吗？”

父亲住下了，我们睡在西边房子，他睡在东边房子。小女儿慢慢和我们亲热起来，但夜里却还是要父亲搂着去睡。我叮咛爱人，什么也不要告诉父亲，一下班回来，就笑着和他说话。他也很高兴，总是说着小女儿的可爱，逗着小女儿做好多本事给我们看。一到晚上，家里来人很多，都来谈社会上的风言风语，谈报刊上连续发表批评我的文章，我就关了西边门，让他们小声点；父亲一进来，我们就住了口。

可我心里毕竟是乱的，虽然总笑着脸和父亲说话，小女儿有些吵闹了，就忍不住斥责，又常常动手去打屁股。这时候，父亲就过来抱了孩子，说孩子太嫩，怎么能打，越打越会生分，哄着到东边房子去了。我独自坐一会儿，觉得自己不对，又不想给父亲解释，便过去看他们。一推门，父亲在那里悄悄流泪，赶忙装着眼花了，揉了揉，和我说话，我心里愈发难受了。

从此，我下班回来，父亲就让我和小女儿多玩一玩，说再过一些日子，他和孩子就该回去了。但是，夜里来的人很多，人一来，他就又抱了孩子到东边房子去了。这个星期天，一早起来，父亲就写了一个条子贴在门上：“今日人不在家。”要一家人到郊外的田野里去逛逛。到了田野，他拉着小女儿跑，让叫我们爸爸、妈妈。后来，他说去给孩子买些糖果，就到远远的商店去了。

好长的时间，他回来了，腰里鼓囊囊的，先掏出一包糖来，给了小女儿一把，剩下的交给我爱人，让她们到一边去玩。又让我坐下，在怀里掏着，是一瓶酒，还有一包酱羊肉。我很纳闷：父亲早已不喝酒了，又反对我喝酒，现在怎么买了酒来？他使劲用牙起开了瓶盖，说：“平儿，我们喝些酒吧，我有话要给你说呢。你一直在瞒着我，但我什么都知道了。我原来是不这么快来的，可我听人说你犯了错误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怕你没有经过事，才来看看你。

报纸上的文章，我前天在街上在报栏里看到了，我觉得那没有多大的事。你太顺利了，不来几次挫折，你不会有大出息呢！当然，没事咱不寻事，出了事但不要怕事；别人怎么说，你心里要有个主见。人生是三劫四劫过的，哪能一直走平路？搞你们这行事，你才踏上步，你要安心当一生的事儿干了，就不要被一时的得所迷惑，也不要被一时的失所迷惘。这就是我给你说的，今日喝喝酒，把那些烦闷都解了去吧。来，你喝喝，我也要喝的。”

他先喝了一口，立即脸色通红，皮肉抽搐着，终于咽下了，嘴便张开往外哈着气。那不能喝酒却硬要喝的表情，使我手颤着接不住他递过来的酒瓶，眼泪唰唰地流下来了。

喝了半瓶酒，然后一家人在田野里尽情地玩着，一直到天黑才回去。父亲又住了几天，他便带着小女儿回乡下去了。但那半瓶酒，我再没有喝，放在书桌上，常常看着它，从此再没有了什么烦闷，也没有从此沉沦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