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害小甜甜

纪录片《陷害布兰妮·斯皮尔斯》已有中文字幕

布兰妮·斯皮尔斯不止是布兰妮·斯皮尔斯。

她是炙手可热的明星，是美国文化史上的象征性符号；

她还是汇集纯真与性感于一身的女性，是所有男男女女心中的欲望对象与模仿对象；

但她同时也是一个精神病人，需要作为监护者（conservator）的父亲来掌管自身的财务与生活。

这是《陷害布兰妮·斯皮尔斯》（Framing Britney Spears）呈现的布兰妮世界。

《陷害布兰妮·斯皮尔斯》海报

在逼仄的构图与密不透风的剪辑中，布兰妮穿梭于聚光灯、摄像头以及男性中心主义的话语之间。

她曾经还能像猛兽一样在这样的世界里冲撞，但随着影片中时间的流逝，她的眼中也渐渐失去了神采。

这部FX的纪录片已经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成为了热议的话题。

片名中的“陷害”也可以是“框定”（Framing），将她束缚在这监牢中的社交媒体声浪，如今转化成了要还她自由的声音（“Free Britney”），正如这两个“F”开头的英文单词只是转换了尾音。

纪录片《陷害布兰妮·斯皮尔斯》

每个人都有属于布兰妮·斯皮尔斯的记忆。毕竟她是一个以少女之姿便震撼世界娱乐工业的存在。

无论是形象还是舞曲，无论是性感还是堕落，都是这个布兰妮世界的某种剖面。

自十余岁起便成为美国巨星的“小甜甜”，如今又以另一种姿态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青年时期的布兰妮·斯皮尔斯

从某种程度来说，《陷害布兰妮·斯皮尔斯》是一个布兰妮·斯皮尔斯变得不止是布兰妮·斯皮尔斯的故事。

1999年，18岁的布兰妮·斯皮尔斯以大胆的姿态出现在《滚石》杂志的封面，美国家庭协会认为她的形象“令人不安地混合了孩童的纯真与成人的性感”。

1999年布兰妮首次登上《滚石》杂志封面

这句话或许总结了身为“小甜甜”的她被看作欲望对象时的属性，但无疑也将招致最为古典的性别批判。

不要再将女性要么看作是“处女”，要么看作是“妖女”了！

但这批判已经令人感到有些疲惫：它在1999年适用，但在2021年仍旧适用。

但无论如何艰难，我们仍要继续批判下去，直到事情彻底发生改变为止。

而就布兰妮的形象而言，她为我们上了两堂动人的课。

首先，为何融合纯真与性感“令人不安”？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其次，顺道一提，即便是这两个词语也无法定义我。诚如她在歌中所唱的那样——“我没那么天真”（I'm not that innocent），但这并不代表“我”就是堕落的、无尊严的。

但她仍旧在自己的明星之路上，挣扎着失去自己的尊严。

男性中心主义的舆论一方面享用着这个“纯真而性感”的形象，一方面又要强化这差异化标签的张力，要说她堕落、将她毁掉。

前男友贾斯汀·汀布莱克在接受节目访谈时被问及你是否曾与布兰妮上过床，他笑道：‘’是的，我做了”。

于是节目主持人大声起哄、大家哄堂大笑。布兰妮的处女神话被建构、然后打破了。

男人们完成了自己的征服欲，欢呼着嘲笑“堕落”的布兰妮，然后去寻找下一个对象。

或许布兰妮并不在意这种欢呼，正如她认为保守派针对她玷污孩童的指控十分荒谬，但这并不重要，她已经被明星工业贴上了欲女与堕落的标签。

布兰妮和前男友贾斯汀·汀布莱克

不是时间、也不是年岁的增长，而是娱乐工业吸净了她身上的每一分活力。

传统的好莱坞明星制便已经开始用影像作品与花边新闻建构悬置的形象，我们便曾见过玛丽莲·梦露与奥黛丽·赫本这些甚为成功的形象。

有趣的是，明星工业在建构梦露与布兰妮的形象时，使用的某些标签与伎俩是如此相似。

玛丽莲·梦露

或许这种混合“令人不安”的特质恰恰在于其男性中心主义的实质，毕竟是男性既要女性纯真又要她们性感，而如果她不属于自己，她最好属于所有人。

在不同的是，在如今的明星所处的全媒体环境中，花边新闻似乎变得比影像作品更为重要。

曾经的明星更可能被影像的光晕神化，可以与受众保持某种中性的距离；

而如今的明星在社交网络与日益延展的娱乐工业中，近乎无所遁形。

于是，摄影机的闪光灯、小报记者的文字与综艺节目的掌声一同将布兰妮建构，也一同将她淹没。

正如《陷害布兰妮·斯皮尔斯》中所述的那样，2008年，当布兰妮在舆论的声浪中陷入焦虑与痛苦、乃至剃光自己的头发之时，娱乐工业仍在依靠她的痛苦牟取更大的利益。

在一档答题的综艺节目中，人们以她“去年失去的东西”为乐。

她失去了她的头发、她的丈夫以及她的理智，而这些答案让主持人、答题者与观众们一同哄堂大笑。

布兰妮剃头

对于布兰妮以及可能成名的所有人来说，这是一个任何苦难都要被他人取笑的世界。

但在一系列或明或暗、或虚或实的恶魔当中，或许她自己的父亲才是真正的恶魔。

布兰妮由于2007年的精神崩溃，始终处于自己的父亲的控制之下。

她失去了自己子女的控制权，还住进了加州的精神病院。

2009年布兰妮写信控诉自己的遭遇

而在布兰妮未曾知情的状况下，父亲向法院申请成为她的“监护者”，控制着她的经济与人身自由，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的精神疾病——

但与她共事的律师与导演等人，都未曾看出她的精神状况与常人有异。

布兰妮·斯皮尔斯和父亲

在此之后，无论是布兰妮在商业活动中的举动，还是她在社交网络上的诡异言行，都让人们察觉到一些不同寻常的迹象。

2020年，她要求取消父亲的监护权，但这一申请被法院驳回。

这场诉讼与这部影片，成为了推动“解放布兰妮”（Free Britney）运动的关键。

纪录片《陷害布兰妮·斯皮尔斯》

他的父亲就如同这个压榨她的世界的化身，始终缠绕着她。

或许我们用他的一句话便可了解他的为人，布兰妮曾经的唱片公司营销总监金·凯曼（Kim Kaiman）忆起她的父亲时，只记得他说过一句话：“我女儿会变得很富有的，她能给我买艘船”。

对他来说，女儿可能等同于一间造船厂。

如今想必他早已心满意足，毕竟他所掠夺的资产，可能早已超过了十艘船的份额。

而这位曾经在布兰妮的人生中近乎缺位的父亲，这位生意失利只能吸女儿的血为生的父亲，突然进入了所有人的视野之中。

于是我们终于意识到，布兰妮的故事是一则剥削殆尽的故事，她的容貌与激情被掠夺，她的悲哀与痛苦被利用，甚至她的爱情与亲情也成为了枷锁。

纪录片《陷害布兰妮·斯皮尔斯》

终于，我们开始想要还她自由。或许这时候开始还不算迟。

不过，布兰妮的自由不仅仅包括逃脱父亲的掌控，也包括逃脱这一系列建构的掌控。

女性主义者说性别是一种建构，理查德·戴尔说明星是一种建构，福柯则说精神疾病也是一种建构。

纪录片《陷害布兰妮·斯皮尔斯》

毋庸置疑，布兰妮的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性别议题，而是一个复合型的议题。

她是女性、是明星，或许也曾经是精神疾病患者。

如今的女性主义议题不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布兰妮的问题可以是女性的问题，也可以是所有弱势群体的问题。

纪录片《陷害布兰妮·斯皮尔斯》

而当问题延展到如此广度的时候，每个人的努力都被赋予了独特的意义。

是谁陷害了布兰妮·斯皮尔斯？

可以是我们所有人。

又是谁给予布兰妮·斯皮尔斯自由？

也可以是我们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