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当上门女婿，再当霸道总裁，娶两任年轻秘书，任正非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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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看赘婿爽文的人，他们在爽文的虚拟世界里，偶尔放松，有时还沉醉“上头”，梦想着自己也能像小说里的赘婿一样，实现命运的逆袭，把曾经羞辱自己的人打翻在地。

正好，任正非堪称是赘婿爽文的原型，更神奇的是，他还将赘婿与霸道总裁集于一身。

先当上门女婿，再当霸道总裁，娶两任年轻秘书，任正非活成了男人最期待的样子。

抛开世俗的眼光，任正非绝对是一个励志的代表，一个值得每个男人学习的榜样！

本文为您讲述任正非的经历，他是如何从一个贫困孩子，一步步勇攀人生巅峰的。认真读完本文，相信您会受益匪浅。

1

小名“非非”的青年

1944年，来自浙江浦江县的知识分子任摩逊，和贵州安顺县一名农家女子程远昭结婚了。这一年，任摩逊34岁，程远昭17岁。

任摩逊的父亲是浙江金华有名的火腿大师傅，积攒了一些钱，送任摩逊到北平读了大学。任摩逊毕业后，先是当了几年老师，后来进入了国民党办的412兵工厂，担任会计之职。

由于日军侵华，兵工厂被迫西迁，任摩逊也就跟着辗转到了贵州，几年后，他在这里遇到了程远昭，与之结为伉俪。

这年10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呱呱落地。任摩逊为其取名为“任正非”，程远昭则总是称呼他的小名：“非非”。哪怕后来任正非已经五十多岁，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国际知名大公司领导，在母亲的口中，他还是那个“非非”。

那时候，大家都信奉人多力量大，任摩逊和程远昭，在此后又陆续生下了6个孩子。

任摩逊由兵工厂转到教育阵线，在乡村中学任教。程远昭以高中毕业学历，已经属于当地的高级人才，也当上了老师。

任正非的父亲任摩逊/图源：贵州省都匀一中

两个教书匠，要养活9口人，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当时，他们全家只有2床被子，床单底下铺的是稻草，每天的食物，由程远昭分好，按量配给每一个人。

任正非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到一个白面馒头。可是，这个愿望一直到高中毕业都没能实现。

当时，正值“三年灾害”，任正非每天饿着肚子学习，实在撑不住了，就拿一把米糠，和（huo）几片菜叶，烙着吃。尽管米缸就在旁边，他也绝对不能动一粒米，因为他知道，他要是多吃一点，可能就有弟弟妹妹被饿死。

高三那年，程远昭每天多给任正非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这个从父母和弟弟妹妹牙缝中省出来的玉米饼，支撑着任正非完成了高考，进入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后并入重庆大学）。

上了大学以后，任正非的日子终于稍微改善了一点。

可是，好景不长，十年浩劫很快就开始了。

任正非的父亲任摩逊，由于曾经在国民党兵工厂工作的经历，被关进牛棚，受尽折磨，最难的时候，他多次想到自杀，只是因为不想留下“自绝于人民的反动派”这样的恶名，让妻儿受苦，这才咬牙坚持下来。

有一次，任正非从重庆扒火车，秘密地潜回贵州看望父母（作为大学生，他必须和“反动派父亲”划清界限，所以不能公开回去），只待了一晚，父母就催他快走，以免被人发现。

走时，任摩逊把自己唯一的一双皮鞋给了任正非。直到几十年后，任正非仍然为此事自责不已，他说：

“当时的父亲，被关在牛棚，要干很多苦力活，他比我更需要这双鞋，我却把它穿走了。”

在重庆，文革的风潮无比猛烈，红卫兵运动在全国最为活跃，发生过震惊世界的重庆大武斗。任正非由于父亲是“反动派”，无法参加红卫兵，只能当个逍遥派，反而躲过一劫。

当时，有一位奇女子，积极参与红卫兵运动，当上重庆30万红卫兵的政委。这位奇女子，名叫孟军，父亲曾官居四川省副省长，文革中也被打倒。

不知道这位风云女孩是如何与任正非结识和相恋的，总之很快，他俩就结婚了，并于1972年有了第一个孩子。

这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起名叫任晚舟。从16岁那年起，她将使用另外一个名字：孟晚舟。

任正非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后，加入了组建不久的基建工程兵，先是被派到老家附近修建011航空工程，后来又加入国家“四三方案”，被调往东北修建辽阳石油化纤厂。

这段从军经历，后来成为美国政客和媒体攻击华为有政府背景和军队背景的借口。

2

光荣的战士，受骗的商人

1973年，任正非离别妻女，前往东北建设中国现代工业。

尽管当时还处于文革时期，但是在基建工程兵里面，任正非作为技术人员，有机会看到很多书籍和技术资料。30出头的任正非，孜孜以求地学习着最新的知识。

1977年，33岁的任正非，研发出了一个名为“空气压力天平”的小仪器。

这是一项很小的发明，但在当时的中国却填补了我国仪表工业的一项空白，任正非的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并作为解放军科学家代表之一，参加了1978年的全国科技大会。

1977年《文汇报》对任正非事迹的报道，转引自公众号“8字路口”的《任正非东北往事》。

由于当时没有军衔制度，任正非虽然做到了技术副团级的研究所副所长，但也只是一名战士，当然，是一名为国立过功的光荣战士。任正非领导的科研团队多次立功，但由于出身问题，任正非本人从未被授予那些荣誉。

1982年是任正非的幸运之年。这一年，他终于入了党——此前，尽管已经参军多年，并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任正非一直都入不了党。入党以后，任正非又代表部队，参加了第十二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而就在任正非参加党代会的前一个月，国家已经作出了《关于撤销基建工程兵的决定》。

1983年，任正非工作了15年，贡献了整个青春的基建工程兵部队，被成建制裁撤。

任正非被迫脱下了军装，转业到了地方。

穿军装的任正非/图源：百度百科

相比起当时转业的很多人，任正非属于比较幸运的。

此时，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丈人，孟军的父亲孟东波，已经平反复出，担任四川省的高级领导。

任正非的妻子孟军，被派往当时刚刚起步不久的特区深圳，筹建南油集团。任正非的转业，也顺理成章地到了深圳，担任南油下属一家电子企业的副总经理。

尽管转换了战场，以任正非的能力和背景，我们容易相信，在商场，他也能很快闯出一番天地来。

可现实却是，毫无经商经验的任正非，很快就被市场狠狠地教训了一番：经由他手卖出去的货品，有200万的货款，收不回来。

在当时，200万是一笔巨款。任正非作为负责人，要承担责任。纵然背景深厚、多方求情，任正非依然没能保住铁饭碗，他被单位给开除了。

对一个40多岁，前半生都在体制内的人来说，这一打击，可想而知。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曾经相爱甚笃，共同育有一儿一女的结发妻子孟军，也和他离了婚。

1987年，43岁的任正非，事业失败、妻子离异、穷困潦倒。

他和父母、侄子挤住在租来的十几平米小房间里。他的母亲，要在菜市场收档时，去捡地上的烂菜叶子、买最便宜的死鱼烂虾，来维持生活。

3

华为生与死

为了谋生，走投无路的任正非，不得已走上了开办公司这条路。

当时的深圳规定，开办公司最少需要2万元注册资金。任正非东借西凑，终于凑到21000元，注册了一家公司，名叫华为。

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没有资金，任正非只能从事一项当时最热门的生意：倒爷。

80年代有句话，叫“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讲的就是这种倒买倒卖业务。万科的王石，就是通过倒卖玉米起家。

而已经和孟军离婚的任正非，没有了任何门路，他没办法像王石那样倒玉米，只能逮到什么就倒什么，甚至还卖过减肥药和墓碑。

1988年，任正非在辽宁省一位公务员朋友的介绍下，开始代理香港鸿年公司的交换机，从此进入了电信行业。

任正非后来说，因为我们不懂事，不知道这么难，才会误上这条“贼船”。

当时他还想过去养猪。只是因为电信行业投钱太大，进去之后就出不来，没有钱买小猪了，只好咬着牙坚持下来。

倒了几年后，终于积攒了一点钱。这时，中国的通信市场也在迅猛发展，任正非敏锐地看中了内地对交换机的超量需求，决定自己研发。

任正非自己是建筑学院暖通专业出身，对交换机完全不懂，而通信技术属于高端科技，自主研发，何其之难。

果不其然，华为的第一款研发产品，就遭遇了市场滑铁卢。任正非好不容易通过倒买倒卖积累起来的资金挥霍一空，连员工的工资都已经发不出来。

任正非一方面利用自己的信誉给员工打欠条，稳住军心，另一方面到处借钱，在全国信贷紧缩的情况下，任正非甚至不惜去借高利贷，孤注一掷地继续搞研发。

这一次研发的产品，叫C&C08，是一种数字程控交换机，它决定着任正非和华为的生死。

研发动员大会在五楼召开，任正非走到会议室窗口，对那些领着白条仍不离不弃的兄弟们说：如果这次研发失败，我只有从五楼跳下去，你们可以另谋出路。

研发的负责人，是清华博士生郑宝用和他华中理工的师弟兼学生李一男。

郑宝用从华中理工硕士毕业后，当了两年老师，然后到清华读博。博士一年级的时候，他在导师介绍下到华为帮忙，后来成为了华为的总工程师，博士也不读了。任正非曾经评价他为“一千年才出一个的人才”。

李一男此时还在华中理工读研，是作为实习生进入华为的。毕业之后，他正式加入华为，两天就转正为工程师，两个星期就破格升为高级工程师，两年时间就成为华为总工程师兼中央研究部总裁，27岁成为华为最年轻的副总裁。

在这两位超级大牛的主导下，这一次研发终于成功了。

华为的经典交换机横空出世，再加上华为销售狼群不知疲倦的推销，C&C08从农村开始，逐步蚕食城市，并最终横扫全国、走向世界，在几年后成为了全球历史上销量最大的交换机。

1993年初，华为召开上一年度的总结大会，任正非走上主席台发言，哽咽地说了一句“我们终于活下来了。”然后就泣不成声。

这一年，任正非49岁。

此后，华为开始突飞猛进，并在90年代末，成功由固网设备提供商转型为移动通信网络设备提供商，销售收入突破百亿元，成为在国际上都鼎鼎大名的中国高科技企业。

华为C&C08交换机

但是，任正非最艰难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2000年，华为启动了“内部创业”计划，任正非选中头号爱将李一男，送给他1000多万嫁妆（用华为内部股份兑换的华为设备），成立了“港湾网络”，做华为的数据产品代理商。

一向把李一男当成自己的爱子看待的任正非，为李一男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据华商韬略在《任正非的艰难时刻》里面描述：据说会议现场极其感人，充满着“送孩子读书，盼衣锦还乡”的气氛。

李一男分家之后，很快得到了美国华平和新加坡淡马锡的巨额风险投资，发展前景一片光明。

熟谙华为产品和业务的李一男，把枪口调转，对准了华为，不但成为华为强有力竞争对手，还大肆从华为挖墙脚。严重时，上百号华为核心研发人员，几乎成建制地被港湾挖走。

遭遇最信任的人最严重的背叛，任正非怒不可遏，不惜用最惨烈的方式反击。

华为专门成立“打港办”，凡是港湾公司所在的领域，任正非宁愿赔本，也要将其打垮。港湾谋求在美上市，华为举报其违规；港湾想被国际巨头收购，华为用知识产权问题设置障碍。

最后，港湾走投无路，被迫接受华为的收购，李一男重回华为当副总裁。

但显然，李一男不会再受到宠爱，也没有了事业发挥的空间，沉寂不久后，他黯然离开。后来在另一家公司，李一男由于一个低级错误，被判刑2年6个月，锒铛入狱。

李一男的事是后话，让我们回到世纪之交。

2001年，任正非作为企业家代表，陪同国家领导人出访。

在路途中向领导人汇报时，华为得到了国家领导的当面夸奖。这是一个荣耀时刻，任正非很想给母亲打一个电话，和母亲分享。

但是，他想起每次打电话回去时，妈妈都会唠叨：“非非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所以，他想干脆回去之后再和妈妈说吧。

这一犹豫，给任正非带来了终生的悔恨。

就是在他犹豫要不要给妈妈打电话的同时，远在云南昆明的程远昭正出门买菜。

从市场买了两小袋菜往回走的路上，一辆汽车把她撞到。由于身上没有任何证明文件，程远昭是被作为无名氏送往医院的。一直到任正非的妹妹和妹夫中午见母亲还未回来，出门寻找，才知道出了车祸。

接到儿子任平的电话，任正非心急如焚。他连夜从伊朗往回赶，但转机过程遭遇种种不顺，赶到医院时，母亲早已昏迷不醒，任正非看了母亲最后一眼之后，她就溘然长逝。

后来的任正非，总是忍不住会想：如果那天他给母亲打了那个电话，母亲的出门就会晚一两分钟，就不会遭遇那场车祸了。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整理遗物时，任正非发现母亲专门给他留了几万块钱。妹妹告诉他，这是母亲一分一分攒下来的。她认为做生意总有起落，担心任正非日后万一失败了怎么办，“这是我留着救非非用的”。

哪怕你已经是亿万富翁，母亲依然会为你担心，尽她的可能，为你营造一处小小的安全海湾。这就是母亲深沉的爱。

这叫任正非，如何不痛彻心扉！

但是，公司的发展，由不得任正非悲痛太久，就必须又投入战斗。

当时，随着互联网泡沫破裂，国际市场不景气，华为公司业务剧降。

市场不景气，加上港湾等公司的猛烈竞争和其他公司的效仿，华为几乎破产。内部管理的混乱也让任正非焦头烂额。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全球通信业巨头美国思科公司状告华为侵犯知识产权。掀开了美国对华为打压的序幕。

那段时间，任正非拼尽全力，却总感觉无能为力。

他两次因为癌症动手术，并且患上了抑郁症，多少次想过自杀算了。

在多年后的一片内部文章中，任正非写道：

“我理解了，社会上那些承受不了的高管，为什么选择自杀。问题集中到你这一点，你不拿主意就无法运行，把你聚焦在太阳下烤，你才知道CEO不好当。每天十多个小时以上的工作，仍然是一头雾水，衣服皱巴巴的，内外矛盾交集。2002年，公司差点崩溃了。IT泡沫破灭，公司内外矛盾交集，我却无力控制这个公司，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梦醒时常常哭。”

2003年，筋疲力尽的任正非萌生退意。他想把华为卖掉算了。

当时的手机巨头摩托罗拉，和华为开始了收购谈判。最终商定的协议，是75亿美元，连人带产品带基地，打包带走。

那年冬天，任正非和摩托罗拉的COO扎菲洛夫斯基，在海南亚龙湾，谈妥了一切条件，签好了合同后，换上了花花绿绿的沙滩服，在空无一人的海滩上散步。

那一天，天气很凉，海风很大。扎菲洛夫斯基兴奋得手舞足蹈，任正非则一脸凝重。

一周后，主导华为收购案的摩托罗拉总裁高尔文在公司内斗中黯然去职，新任总裁桑德尔否决了收购协议。

有此变故之后，任正非召集高管开会，讨论华为还要不要卖。少壮派一致说不要卖。任正非顺从了大多数人的意见。

但是，他也警告说：我们迟早会和美国相遇，在“山顶交锋”，我们现在就要做好准备。

这句话一语成谶，15年后，美国发动举国之力，与华为为敌。

在当时内忧外患之时，公司高管提出了做手机业务。任正非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并且对提出建议的高管发了火，拍了桌子。

在当时的他看来，通信才是他们的主营业务。做手机，和做房地产一样，是不务正业之举。

好在公司的高管坚定看好手机产业的未来发展，坚持推进。到2002年底，任正非的态度开始软化。

2003年11月，华为终于成立了终端公司。本来只专注于to B市场，终端消费者对其了解甚少的华为，开始直接面对个人消费者了。

但是，习惯于to B业务的公司，要突然转向to C业务，是完全不同的打法，从设计理念到运营、销售，完全不同。

华为几乎是重走了一遍当初做交换机的路，经过无数次失败，无数次迭代，一直到10年之后推出了华为P6，销量达到400万台，华为手机才终于在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中国很多消费者，也是从手机才知道华为这家公司。

如今，华为已经远超苹果，成为出货量排名世界第二的手机品牌，市场占有率达到1/5，超越三星，也指日可待。

2018年，华为的营业收入超过7千亿元，比阿里巴巴和腾讯加起来还要多。

而在通信行业，华为已经成为了全球5G领域的领头羊，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通信企业之王，它的未来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4

暴君与柔情

华为的文化，被称为“狼性文化”。

任正非推崇奋斗，他治理公司，极其严厉。对待下属的错误，毫不留情。

据曾任华为副总裁的李玉琢披露，任正非脾气最坏，是他见过的最暴躁的人。

一次，一位中央领导要去华为视察，华为的副总裁准备了汇报稿。任正非看了几眼，直接摔到地上，说：“都写了些什么玩意儿”，然后气得脱了鞋在办公室暴走，骂了半个小时，总裁办主任严慧敏当场被骂哭。

在华为内部，曾经提议做房地产的高管，被任正非骂得狗血喷头。后来又有高管提议做手机时，也曾经被任正非拍着桌子说：“再提就给我下岗。”

李玉琢透露，他离职时，任正非找他谈话问原因。

李玉琢回答：“爱人不在身边，已经七年单独在深圳了。”

任正非建议李玉琢爱人来深圳，李玉琢说：“她来过深圳，待不习惯，又回北京了”。

任正非生气地说：“这样的老婆，你要她干什么？”

华为有残酷的末位淘汰制，其绩效考评按照ABCD打分，评分为D的直接终止聘用，连续两个C的也会劝退。

任正非要求坚决淘汰四类人：躺在功劳簿上不思进取的人、没有在工作中使出全力的人、混日子的人、与公司价值观不符的人。

有人对此不服，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任正非听了大怒，说：“屁话，什么叫苦劳，苦劳就是无效劳动，无效劳动就是浪费。我没让你赔钱就不错了。”

他狠起来，对家人和自己都一样不放过。

有一次，他在华为内刊上一篇抱怨财务部门的文章上写批语：

“不知从何时起，财务忘了自己的本职是为业务服务，为作战服务，什么时候变成了颐指气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批语被送给全体员工传阅。

而被批评的财务部门，负责人正是自己的爱女孟晚舟。

另一次，华为内部出现了业务造假问题，董事会追责。追查下来，任正非要负最大的责任，他被通报批评，并罚款100万。

任正非如此暴躁，还有那么多人愿意追随他，很多高管都在华为待了二三十年，长期忍受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却不离开，因为背后是任正非如山似海般的温情。

在中国公司里面，任正非是最舍得给员工高薪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华为就给员工开出了五六千元的工资。有老员工爆料：薪水涨得很快，有人刚进公司时月薪560元，到年底已经涨到7600元。最夸张的是研发部门，所有人一年加了12次工资。

任正非认为：只要钱给多了，不是人才，也会变成人才。2018年，华为员工的平均工资高达78万/年，新入职员工，刚开始都能拿到年薪二三十万。未来，华为的公司都是和全世界最高标准比。任正非是在和谷歌、苹果这样级别的公司争夺人才。

作为创始人，任正非只占有华为1%多一点股份，而员工持股超过98%。

当“背叛”华为的李一男带领港湾公司重回华为时，任正非专门发表了一个内部讲话，表示欢迎回家。他说：

“你们可以放心回家，我代表华为与你们第二次握手……不要背负太多沉重的过去，要看未来，看发展……在竞争中，对你们打击重了点……为此表达歉意，希望你们谅解。”

在副总裁李玉琢离职时，任正非多次挽留未果。根据华为规定，在12月31日之前离职的人，不能拿当年的年终奖和分红。而任正非，一直把李玉琢的离职申请，拖到元旦后才签字，只为让他拿到那一年的奖金。那是他在华为拿得最多的一次。

每到逢年过节，任正非常常不在国内，而是在海外环境恶劣的地方。他去过战争前夜的利比亚，去过冰天雪地的北极圈，去过子弹横飞的阿富汗……

他这样做，只是为了看望驻在当地的华为员工。

已经年过古稀的他说：

“只要我还飞得动，就会到艰苦地区来看你们，到战乱、瘟疫地区来陪你们。我若贪生怕死，何来让你们去英勇奋斗。”

来源 何加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