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5月,西哈努克和柬埔寨人民热烈欢迎刘少奇

1963年四五月间,为了增进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国家主席刘少奇先后访问了印尼、缅甸、柬埔寨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等四国。在访问柬埔寨期间,我们同国民党特务展开了一场谋杀与反谋杀的生死较量。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各部门密切合作,粉碎了敌人的罪恶阴谋,保证了刘少奇的出访安全。鉴于敌情严重，周总理特别指派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担任代表团秘书长兼党支部书记，负责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我当时在罗青长领导下工作，作为他的秘书随同出访，协助他掌握敌情和进行内外联系。所以，我亲历了这场斗争的全过程。

蓄谋已久的暗杀部署

蒋介石集团1949年败退台湾后，一直处心积虑地趁我领导人出访之机进行暗杀活动。1955年，台湾特务机关获悉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万隆会议后，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导致我多名工作人员因飞机爆炸身亡，周总理等领导人因临时改变计划而幸免于难。1956年11月，周总理访问柬埔寨时，台湾“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亲赴曼谷坐镇指挥，企图再次对周总理下手，终因器材不足和我防范得力未能得逞。

　　1958年7月，中国和柬埔寨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关系日益密切。1960年5月，周总理访问柬埔寨；1960年12月，西哈努克亲王应刘少奇主席邀请访问中国，在北京与刘少奇进行会谈，双方签署了联合声明以及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台湾特务机关预计，刘少奇必将回访柬埔寨。

　　从1961年开始，台湾特务机关“国家安全局”就为谋杀活动做准备。首先，他们指派长期潜伏在西贡的老牌特务廖时亮组建“南越指挥站”，负责指挥和策划在金边的暗杀活动。1962年2月，该站在柬埔寨设立“金边组”(又称“高棉组”)，并从台湾派暗杀老手、曾亲自缉拿日本著名间谍川岛芳子的上校级特务张霈芝任组长，由长期潜伏金边、对当地人情和地貌都很熟悉的农稔祥任副组长。组建之初，该组只有张霈芝、农稔祥和两个组员，后来网罗了潜伏在柬政府及军警内部的众多“内线”，并通过收买手段，迅速发展到40多人。

　　台湾特务机关之所以选定金边为谋杀地点，西贡为指挥据点，是因为：(1)柬埔寨独立不久，其内部反共亲美势力较大；(2)金边蒋特力量较强，柬政府许多部门都有他们的“内线”；(3)金边与西贡有一号公路相通，派遣人员、运送器材、传递情报、指挥行动都很方便。

暗杀计划的制订

刘少奇访问东南亚四国是分三段进行的。4月12日至26日访问印尼、缅甸；5月1日至6日访问柬埔寨；5月10日至16日访问越南。中间两次在昆明作短暂休息。鉴于敌情严重，刘少奇访问柬埔寨的消息，我们有意推迟到临行前两天(4月28日)才公布。我们内定是4月30日访柬，但消息中没有提及访问时间。新华社的消息只说：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将应邀访问柬埔寨，同行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黄镇、部长助理乔冠华等。罗青长未列入报道名单，也是有意安排的。

尽管如此，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在刘少奇访问柬埔寨前一个月，即1963年3月，就得知这一消息。根据我的记忆，这是由于我驻柬使馆采购人员无意泄密造成的。该采购人员曾在金边一家商店大量采购物品，这家商店恰好是国民党的特务据点。老板问他：“为什么采购这么多东西?”他透露要为刘少奇访柬做准备。因此，国民党特务“金边组”随即报告了“西贡指挥站”，指挥站又报告台湾特务机关。

台湾特务机关得知刘少奇访柬的确切消息后，于3月中旬将廖时亮、张霈芝、农稔祥等人召回台湾，在情报局长叶翔之(原任“保密局”行动处处长，专门从事暗杀活动)指导下，制订代号为“湘江案”的暗杀计划。廖时亮等曾设想三种方案：一是对刘少奇座车投掷手榴弹；二是在公开活动场所实施枪击；三是在食品中下毒。这些方案均被叶翔之否定，他认为风险大，成功率低，要求重新制订计划。当时我情报部门已获悉国民党特务在制订“湘江案”计划，也知道原来的方案被否定，但新的方案是什么，如何具体实施，都不清楚。因此，进一步了解“湘江案”的具体行动计划，已成为我情报部门的当务之急。

　中央对安全工作周密部署

鉴于1955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教训，此后凡是我领导人出访，都要成立“中央安全领导小组”，指导和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安全保卫工作。该小组一般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牵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直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领导。这次刘少奇出访也不例外。

1963年3月，“中央安全领导小组”成立。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任组长，廖承志、孔原任副组长。

安全小组成立后，于4月1日、2日、6日连续召开会议，研究敌情，商讨对策，并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根据周总理指示精神，安全小组作出如下决定：(1)派袁庚(时任调查部一局副局长)、吴济生(时任中央侨办司长)、杨士瑞(公安部)组成先遣组，先期到达金边，协助我驻柬使馆查明敌情，做好安全保卫工作。(2)由公安部部署力量，设法从香港方面掌握蒋特动态。(3)由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率各方面医务专家(包括外科专家吴蔚然、胸外科专家吴英恺等)在昆明待命，以防不测。

袁庚等赴柬协助破案

　　袁庚是一位经验丰富、非常干练的情报工作者。他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华南地区东江纵队联络处长，后来赴越南担任胡志明的顾问。新中国成立后被选调到情报部门，主管东南亚方向的业务。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前，他曾作为先遣人员被派往印尼，协助我驻印尼使馆掌握敌情，采取措施，致使国民党特务的阴谋宣告失败。这次袁庚接到任务后，自感“任务艰巨，压力很大”，于是他先在北京听取汇报，查阅材料，了解案情。随后又顺道去昆明见了罗青长，听取指示。罗青长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次柬埔寨敌情严重，为确保刘主席的安全，你去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内线”，尽快查明“湘江案”的具体行动计划，即使“内线”暴露也在所不惜。

4月7日，袁庚等先遣组人员乘专机经河内由老挝首都万象飞抵金边。先遣小组人员开始接见侨领和华侨骨干，着手组织华侨积极分子队伍，开始有组织有领导有分工地对台特分子进行跟踪监视，同时收集各帮派黑社会流氓的资料。

4月11日，特务陈海通在边界神秘地交给肖成一个装着两支雷管的厚纸盒，伪称“无线电零件”，叫肖成带给农稔祥。肖成真以为是“无线电零件”，随意带走，并不慎丢掉一支。农稔祥埋怨肖成做事太不小心，肖笨头笨脑地回答：“电器零件能值多少钱……”

16日，肖成向陈扬等人汇报此事。在场的袁庚富有经验，指出这两支铜管不是什么无线电配件，而是国内14日电告的美制军用电导火雷管。袁庚等人判断：“敌人已准备有所行动了！” 与会者这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暗杀器材居然通过中方的内线带进来并交到敌人手中，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失误。大家心情沉重。陈扬转身安慰肖成：“不要害怕，仍和往常一样不动声色地保持关系，以便了解他们更多的活动情况。”

袁庚决定与P021(情报员代码)见面，亲自了解情况，追查雷管的下落。

　　P021忠厚有余而机灵不足，遇事慌张胆小。但他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肖成为敌特农稔祥带给台湾当局的信从12日至17日共积压了9封，存在越柬边界的秘密交通站，原因是西贡交通一连多天没有派人来取。农稔祥要肖成19日再去边界联系，并且再次交给他一封急信。

　　袁庚等人估计这10封信关系重大，因为这些信都是农稔祥11日收到雷管后连续发出的，信中必然涉及“湘江案”的具体部署。在袁庚、陈扬的布置下，肖成等人很快取回了那10封信，这时已是18日下午2时。

　　打开信件一看，除两封是台湾特务来信的原件照转外，其余八封，字大、行疏、纸皱，根据这三大特点，袁庚肯定信中有密。他最感焦虑的是信件能否迅速破译，肖成在这期间能否不暴露。袁庚当即特急报请国内指示简易显影办法，同时立即分头向市面药房和爱国华侨医院购买或借用紫外灯。

要不要临时推迟刘少奇访柬计划？

　　事态危急，大使馆在19日向柬方提交了有关案情的备忘录。按照过去两次总理访柬经验，柬方都是于访问前10天逮捕台湾特务。

　　19日深夜，陈扬把肖成叫去大使馆和袁庚等先遣小组人员一起研究特务活动动向。其时，安保小组已掌握敌人运进了不少炸药武器，准备大爆炸的意图。肖成根据他了解掌握的具体情况主动提供了各种各样应付敌人的办法，还汇报了一些有用的信息。

　　陈扬让肖成仔细想想，农稔祥有哪些最好、最接近的朋友？肖成如实作了汇报，特别指出两个人，一个是美国大使馆的汽车司机，另一个叫张达昌。张过去曾在肖成的冲晒部租赁过一张写字台，招揽代写广告等生意，晚上还教跳舞，常在风月场中鬼混，但他离开肖店已有一段时间，近期的住址不清楚。陈扬吩咐肖成必须找到张的地址。次日，许湛的汽车恰巧停在肖店门口，只见许湛和张达昌两人边谈边走过来，肖成立刻迎上去要求搭车送些货物去灯厂。在车上肖成与张达昌聊天，获得了张的地址。

　　我方向柬王室通报有关台特阴谋的情报后，西哈努克大吃一惊，鉴于敌情严重，他建议中国方面考虑延期访问。主人没有信心，我方也没有把握，但推迟访问事关重大，不仅会中敌特诡计，且会引起国际上的各种猜测。4月22日下午，安全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刘少奇访柬问题。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以及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同意安全小组对访柬的意见，深夜2时，约孔原、童小鹏谈话，起草致刘少奇、陈毅的电报。23日，刘少奇、陈毅复电同意推迟访柬。

　　4月24日，周恩来反复考虑，中柬两国建交不久，中国国家元首又是首次访问，如延期将产生不利影响。他迅速将情况向当时在南方视察的毛泽东和正在出国访问的刘少奇请示汇报。在形势逐渐变得对我方有利的情况下，毛泽东同意刘少奇、陈毅去柬，并作出批示“按期访问，限期破案！” 4月25日，刘少奇、陈毅复电杨尚昆表示同意去柬访问。周恩来也指示有关部门：访问如期进行。

　　中国首任驻柬大使王幼平自1962年2月离任回国后，被分到河南省南阳地委任第二书记。1963年4月23日午夜，他接到紧急电话，要他翌日中午赶回北京，并带上出国衣服。24日下午王被接进中南海。杨尚昆当即告知“有一项紧急的任务请你去完成”，并强调“是总理把你调回来的”。随后递给王幼平几份电报，其中一份有周总理批示：派王幼平大使先去柬埔寨，利用他过去的老关系做工作，以保证刘主席访问安全。

　　但另一边，台特的10封密信仍无法破译。大家心急如焚。

　　当王幼平和公安部凌云局长乘坐专机抵达昆明，刘少奇刚刚结束对缅甸的访问，在这里休息。凌云向刘少奇等人汇报，在座的有副总理兼外长陈毅等。情况并不明朗，大家都很担心。刘少奇听了汇报，斩钉截铁地说：敌人不让我去，我偏要去。

　宾努亲王激动地说：“此案大如天”

　　柬埔寨方面的安保工作自21日开始行动起来，把全国1/4的国防军调进首都，成立了6人指挥机构。

　　4月25日下午，公安部派遣破解密信的专家姚良骏经缅甸辗转抵达金边，立即展开工作，并带了必要的器材。大家一直凝神屏息在紫外灯前至翌日凌晨三时，当紫外灯下显出坑道情况、大致地段、凶手姓名时，紧张和兴奋同时涌来。

　　台湾特务信件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下手的地点在飞机场到柬埔寨王宫的路上，特务在大路边有房子，就从那里挖坑道至路底下，埋上炸药，按上电钮就会爆炸，信上有详细的地形图。二是参加行动的特务名单有20多人，这些人中有柬埔寨人，有在柬埔寨的越南人，也有台湾人；信中提出，如果成功了它是请赏的名单，如果牺牲了就是抚恤的名单。三是“金边组”向台湾请示，如果西哈努克亲王同刘少奇主席在一辆汽车上，炸不炸？西贡“三站”给“金边组”的回复密信显示：“西哈努克、王后与刘少奇同车，无须顾忌，坚决炸毁。”陈叔亮大使看了密写显影后的字迹，激动地说：“这份情报太重要了，太好啦。”他握住姚良骏的手说：“良骏同志，你为党、为国家立了功。”

　　根据密信提供的线索，当务之急是迅速侦察出坑道的准确位置，并找到执行凶手陈德安、张达昌。为此，袁庚率领两位会说柬语的留学生，化装成华侨到机场路侦察。陈扬则布置侨干们查询陈德安的下落。

　　26日晚，袁庚等人终于确定张达昌的住地，也就是敌特正在阴谋制造滔天罪行的场所。这是一幢四层楼房，上三层露出地面，底层像地下室一样低于马路面。张达昌、陈德安和一法籍印度人合租该屋，他们在底层横向马路挖了一条坑道，埋放了大量炸药，一旦引爆，房屋对面的加油站将同时爆炸，无逃生之可能。

　　27日，陈扬嘱咐肖成将密信送回边界交给陈海通。当王幼平将我方破译的密信材料递交给宾努亲王时，他激动地说：“此案大如天。感谢中国政府，你们所做的工作，不但保卫了刘少奇主席，也保卫了我们王室。”(王幼平《刘少奇金边脱险记——中国外交官破获国际谋杀案》，原载《追求》1995年第10期)

　　安保小组紧急进行外交交涉。柬方领导眼看刘少奇主席访问日期迫在眉睫，于是下决心宣布：从28日起戒严，金边市民只准出市不准入市。柬方保安委员会还根据西哈努克的指令，制订了周密计划，决定28日夜采取第一个大行动。

　　会议过后，中方跟踪人员发现张达昌及另外3人驾吉普车向南越西贡方向逃去，袁庚等人连忙会同4名柬籍便衣，追至现场。当华灯初放，P004前来报告好消息，逮捕张达昌等两人，漏网两人。经审讯，张达昌很快供出全部阴谋计划，交出炸药4磅、雷管1支、手榴弹6枚，同时还供出坑道挖掘地点。至此，大家松了一口气。

　　据执行爆破的特务供称，他们的任务是在刘少奇和西哈努克的汽车经过时，按动电钮进行爆破暗杀。台湾特务机关给他们的命令是：“切实了解刘少奇座车行列位置，不论车上有无西哈努克，均应断然执行。” 台湾特务机关的命令强调：坑道爆炸不成，要立即执行第二方案，刘少奇游览市区时，投掷手榴弹。

　距离访问48小时，挖出全部暗杀计划

　　其实早在4月中旬，我方知道敌特有暗杀阴谋后，曾派人在香港与廖时亮见面，一是争取他，二是采取敲山震虎的办法，当面对他进行警告、威胁，争取打掉“湘江案”。廖时亮是1939年进入国民党军统局的老牌特务，1949年10月在衡宝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同年年底逃至香港并转赴台湾，1955年被派驻西贡“大使馆”，公开身份是“外交官”，实际是情报站站长、“湘江案”的直接指挥者。

　　4月23日，廖时亮在启德机场猛然见到昔日同乡、老同学、“把兄弟”罗玉文(罗炯林)，感到意外和震惊。当得知罗为他带信而来，廖时亮意识到情况严重，读完信如雷轰顶，“湘江案”已被大陆发觉！他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搪塞地对罗玉文说：“我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不能保证别的方面的行动。我对台湾无所留恋，对共产党我也不能一下相信。此事我会考虑，没有得到可靠保证，我不能答应什么。”

　　事实证明，廖时亮贼心不改，除了挖坑道炸车外，他还策划了第二套方案。就是当西哈努克陪同刘少奇在湄公河河畔观看龙舟比赛时用消音步枪进行射杀。这第二套方案极为秘密，由廖时亮一人策划，事前只有叶翔之一人知道。

　　廖时亮单独与“金边组”特务武文寿联系，让武把装有三支折叠式消音步枪的箱子交给朱兆明。朱兆明是打入爱国华侨内部的台湾奸细，以与柬爱国侨领叶无极的女儿叶瑞美谈恋爱为名，在爱国华侨中打探刘少奇访柬的情报。

　　4月28日，朱兆明在柬越边境亲自将自己密写的“枪击计划”上报“三站”。说来也巧，接收此信的正是我方战略观察员G105。而那天，我方的沈树阳局长正好早一步来到边境与G105接头。

　　朱兆明的密信被紧急送往使馆，姚良骏破译，只见朱兆明写道：“我沿着刘少奇访问的路线勘察后，因防备甚严，只好将消音步枪埋伏在渡口，湄公河观礼台的对岸，待机将刘和西哈努克击毙。”王幼平看完抄件后说：“我看，赶快递交给王国政府，要求提前逮捕朱兆明。”4月28日深夜，十几名柬埔寨警察持枪冲进朱兆明家。当时朱正同武文寿密谋将枪支转交给一个叫阿阮的杀手，结果朱、武同时被捕。

　　柬方安宁部逮捕了张霈芝和农稔祥等46人，其中还有一个南越人，一个印度人。警察局从农稔祥家中搜出一瓶农药(拟在国宴中作毒杀刘少奇之用)，在花盆底下搜出两颗MK2炸弹及一套定时炸弹计爆器。接着又粉碎了台湾特务南越第三指挥站企图运进30磅C4炸药的阴谋。湘江案至此彻底告破。这时，距刘少奇访柬只剩下48小时。

西哈努克：“中国主席是用生命把友谊送过来的”

　　西哈努克亲王对抓获敌特分子、缴获爆炸物品又惊又喜，但他对刘少奇主席来访的安全问题仍心有余悸。面对一大堆烈性炸药、手榴弹、枪支，柬方诚恳又担忧地询问：“鉴于这种情况，中方是否考虑推迟访问？”此时，离刘少奇的专机起飞时间，只有十来个小时了。

　　5月1日凌晨1时，刘少奇明确指示王幼平和陈叔亮，立即分别约见宾努和朗诺，通知柬方：他仍按原定日期访问，不再改变。西哈努克亲王听了宾努和朗诺的报告后，眼圈都湿润了，他激动地说：“中国主席是用生命把友谊送过来的。”

　　为了保证刘少奇的安全，柬方尽了最大的努力加强保安措施。刘少奇下榻的王宫卧室，西哈努克亲自监督，仔细检查。代表团用餐，有安全人员检查、尝膳。5月1日11时正，刘少奇乘坐的专机平稳地降落在波成东国际机场。当他和夫人王光美在机舱门口出现时，柬方鸣礼炮21响。柯萨曼王后和西哈努克亲王都到机场迎接，这是破格的礼遇，一般情况下王后是不到机场迎接的。(黄峥《王光美访谈录》，《南方日报》2006年2月6日)

　　5月6日，刘少奇一行安全回到昆明，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对于这场斗争的胜利，袁庚被关在秦城监狱期间曾有回忆：“在近一个月内，我们废寝忘餐，夜以继日参加破案工作。这是我一生以来经历任务最重、最复杂、最紧张、最惊险的场面。”

　　刘少奇回国后不久，中央安全领导小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出访工作表彰大会。陈毅高度评价安保工作，他风趣地说：“你们都是无名英雄，碰杯的、照相的是我们，但没有你们，损失就大了。”

　　参与这次刺杀计划的特务头子张霈芝、农稔祥等四人事后被柬埔寨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但未执行处决。1970年，朗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西哈努克，将张霈芝、农稔祥等人释放。张霈芝回台湾后，蒋介石亲自为他颁授“三等实践奖章”一枚。不久，张氏“又仆仆风尘到香港继续情报工作”了。

　　侦破“湘江案”后，肖成暴露了身份，台湾特务恼怒之余准备将他绑架至台湾。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陈扬派人将肖成全家七口送到缅甸仰光。(参见肖成口述、郭伟波笔录《粉碎国民党特务暗杀刘少奇阴谋始末》，《广州文史》第46辑)6月3日，肖成全家转飞北京。此后，肖成被安排在广州国营艳芳照相馆工作，一家人终于实现了回祖国生活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