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骚起来，就没明星什么事了

因为一部电影，作家余华成了中国文坛的顶级泥石流，互联网上的新晋网红。

那些金句频出的采访片段被网友反复传播、调侃，所到之处必有人留下一连串的“哈哈哈”。

他在讲座里回忆自己第一天去文化馆上班的经历，说是仗着没人监督，故意迟到两小时才到岗。

没想到姗姗来迟之后，发现自己还是第一个到的，“我就知道这个单位来对了”。

一番标准的摸鱼社畜发言之后，余华坐实了脱口秀演员预备役的身份。

2019年，余华在首届吕梁文学季开幕式上接受中新网采访

看完贾樟柯新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观众，没有一个不爱上他的。

他如今是作家里的喜剧人，出圈靠的不是那支笔，而是那张嘴。因为哪怕再俗套无聊的问题，他也从不按套路出牌。

比如他最出圈的一段发言，是对“为什么走上文学道路”的回应。

1978年余华参加工作，在国家的分配下到镇上的卫生院成了一名牙医，但他又嫌弃“黑漆漆的口腔是世界上最没风景的地方”。

看到在文化馆工作的人每天在大街上游手好闲地瞎逛，心动得不行，于是就开始琢磨着也进文化馆工作。

2018年文艺现场，余华对话理查德·弗兰纳根

这段回答之所以好笑，是因为它完全消解了作家这个职业的神圣性。

余华说“我年轻时候的梦想就是找一份永远都不用被闹钟吵醒的工作，后来发现作家这个工作刚好这样。”

仿佛他成为作家只是为了偷懒。

1998年，他和其他三个中国作家一起去意大利参加远东文学论坛，在被问到“为什么写作的时候”，大家的回答都老不正经。

他是为了“睡懒觉，不上班”，莫言是为了“挣钱买皮鞋”，王朔大概是为了”泡妞“（这点他在别的场合说过）。

只有苏童这个老实人，打算说自己是如何的热爱文学，结果一听其他三个人的发言，顿时觉得自己“怎么那么愚蠢”。

实际上，“为什么入行”这样的问题在访谈里实在是太老生长谈了，谈情怀、谈热爱这种四平八稳的答案观众也听得耳朵起茧了。

作家们另辟蹊径的答案未必是实话，但在人们听来是一种特别接地气的幽默。

这两年演技类综艺上的新人们几乎都被问到过为什么要当演员：梦想、追求，体验人生、突破自我……

每个人的回答都滴水不漏，却也让人怀疑这些答案到底是他们的真实想法还是抄来的标准答案。

图源：《我就是演员》

相比之下，这些作家反倒一点没有端着的感觉，尤其不介意在采访里自损自嘲。

余华说写作只要认识汉字就行，因为认识的字不多，所以决定写小说。

“为什么后来的评论家们都赞扬我的语言简洁，那是因为我认识的字少……

多一个字能写，少一个字也能写小说。”

《活着》很早就被张艺谋拍成了电影，后来又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在海外发行。

去国外参加活动时，记者常常让他代表张艺谋回答问题。

有人问他怎么看待自己在海外的名气，他调侃说自己能“代表”张艺谋不是因为名气，而是因为张艺谋太贵了人家请不起。

2018年，余华在《朗读者》上与董卿对谈

不记得哪个流量明星抱怨过，红了之后记者们采访的提问都大同小异，多来几次答案都能倒背如流了。

其实作家面对访谈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翻老黄历、谈创作思路、听采访者吹彩虹屁……

但听他们聊天，却比明星有人味儿得多。

莫言刚拿诺贝尔文学奖那阵，各种媒体争着跟他约采访，每每开场，总免不了要先恭维一番：“我读过您的作品，大受震撼。”

曾有个记者采访时说他的小说写得过于残酷，《檀香刑》翻了几页就让人不忍卒读。

这话被莫言毫不留情地拆穿：我知道你根本就没看过《檀香刑》，你是人云亦云。

“因为《檀香刑》中被人认为是‘残酷’的那些描写，是到了书的二百多页之后才出现的。”

2013年，央视《开讲啦》莫言、杨振宁、范曾专场

那次采访被莫言称为“一次温柔的反抗”。

他作为一个作家，被记者们“像橡皮泥一样，捏了几十年”，所以鼓起勇气说几句反驳的话。

事实上这种玩笑并不会让人觉得冒犯，反倒显得受访者亲切可爱。

读莫言、余华小说的时候，会通过文字不自觉地想象作者的形象，多数时候他们是严肃、锐利、忧郁的。

然而在采访里，他们的发言往往意外的松驰、温和和幽默，让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反差。

图源：猫眼电影

明星的采访刚好相反，大概是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一个个都竖起尖锐的刺。

乌蝇哥说她做娱记时常常会遇上无效采访——

明星要么是顾左右而言他的话题转移大师，要么是含糊其辞的糊弄学一级学者，还有的干脆是故作高深的绣花枕头。

2010年前后黄圣依被传与杨子生子，那个时候采访明星还没有那么多禁忌，因此两人的关系一直是记者们关注的重点。

有记者问黄圣依和杨子是什么关系，“是相爱的人吗”。

她当场哲学家附身，表示“我觉得年纪越来越大，越觉得爱情不是小爱，爱是什么定义，就是奉献，付出才会得到互动。”

这场采访，堪称当事人娱记生涯的滑铁卢。

她问起黄圣依有关生子的传闻，这位熟练掌握了瞎扯淡语言艺术的女明星，以一己之力将话题变成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对谈。

所以没有生子？

我想说的也许说了也没有明白，不想说的不说你也能明白。真的可以从作品看到演员自己。

……

生还是没有？只是一个yes or no的问题。

生命是复杂的，就像一首诗一样，迷人之处就在于有很多的可能，有很多的空间。我不喜欢直白。大家可以从我的作品里找答案啊，找到你想要的东西啊，为什么要通过嘴巴呢……

图源：芒果全综艺

要说玩文字游戏，作家们显然要比明星们擅长得多。然而在对话中，他们所展现出的往往是极为坦诚的一面。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里贾平凹回忆了文革对整个家庭的打击，因为父亲被打成了“反革命份子”，他连找工作都成了很大的问题。

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他整个人是带着笑的，苦难和伤疤被他讲得云淡风轻。

南方人物周刊采访郑渊洁时，他也提到了一段发生在同一时期的故事——

小学四年级时，他因为文革中止了学业，后来随父母下放到干校，又因为叛逆被开除，最终只接受了非常有限的正规教育。

记者问他这之后有没有上过学，他回答说“上过驾校，我的最高文凭是汽车驾驶执照”。

在这些采访中，作家们似乎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话题都不会被冒犯，永远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

2005年，郑渊洁在《鲁豫有约》接受访谈

莫言和余华的作品都曾一度是国内影视改编的热门，两人算是IP改编大户。

对于国产IP剧，有种说法叫做“还原原著”。很多经典网文IP被书粉骂得狗血淋头，理由就是“魔改”。

电影《活着》小范围放映之后，有很多人跟余华投诉，说张艺谋改了很多情节。

但余华表示，自己并不介意。

“只有笨蛋导演才会忠于原著，因为他们自己没有什么想法。”

后来孟京辉要翻拍话剧版《活着》，余华更是鼓励他放开了改，即使把《活着》改编成《许三观卖血记》他也可以接受。

“改编应该是开放的。”

2013年话剧《活着》九城巡演杭州站媒体见面会

同样的话莫言也曾经对导演霍建起说过。

自己的小说要改成电影，他说他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导演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就算是把《红高粱》里的“我爷爷”、“我奶奶”改编成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他无关。

“我认为小说一旦改编成影视剧就跟原著没多大关系了，电影是导演、演员们集体劳动的结晶。

现在几乎有名的电影都有小说的基础，但小说只是给导演提供了思维的材料。”

一点也没有那种文化人高高在上的姿态。

莫言拿奖之后，网上流传过很多虚假的“莫言语录”。

一次活动上，有一位女士主动表示自己想朗诵莫言的一首诗，结果念出来之后才发现跟莫言没有半点关系。

他本人倒是一点不介意，甚至表示“这要是我写的该多好”。

后来有人问起他对这类“假语录”的看法，他的态度也是一如既往的温和。

那些“莫言”创作的诗歌、箴言警句，鸡汤类的东西，关于爱情，关于家庭，关于励志的等等，莫言觉得都挺好。

但也担心这么好的东西放在他名下，哪天被集结出版了，原作者会来打官司。

“所以我希望这些朋友们赶快正名，把自己的孩子认领回去。”

是滴水不漏的高情商发言，但也透露着一种平和的谦逊。

这类访谈视频会被年轻人喜欢，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观众在他们身上感受不到任何烦人的爹味。

比如曾有记者跟余华请教写作建议，并表示”现在有不少职场白领希望投身于写作领域”。

余华一副早已看穿一切的表情：得了吧，没有那么多年轻人想当作家。

“（我）没有什么建议，他们快乐就行了。”

而他本人也确实是那种“能躺着就不坐着”的快乐写作型选手。

图源：N视频

如果说能有什么话题让他们少见地露出棱角，那么也只有写作本身。

在一次高校讲座中，有人问余华《活着》改编电影时对什么事情印象深刻。

他说还记得当时张艺谋时常说原作里的什么细节要改动，审查才能通过。

看他胸有成竹的模样，心想他如此了解审查制度，对他十分钦佩。

可是张艺谋拍摄完成电影后，审查还是没有通过。

“我不再钦佩张艺谋，我钦佩审查制度了。”

图源：《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一向在采访里和颜悦色的郑渊洁，也曾有过格外犀利的时候。

有次访谈中记者问他，为什么自从2002年起就不大能看到他的新作了。

其实那些年郑渊洁并没有停止创作，只是少有作品出版。

2001年，某家大腕电视台一法制节目说他的作品中的某些词汇有少儿不宜的嫌疑。

“我这人胆子特小，当时就被吓坏了。”

从此也就没有了再发表作品的动力。

郑渊洁自嘲自己这招叫釜底抽薪，可以从根本上杜绝作品里再出现少儿不宜的词汇。

从那以后，他的作品里，鼻子以下的人体部位再没出现过。

记者好奇为什么连手和嘴都不能出现，郑渊洁不动声色地回答：

“你说的这些，广义上，都算少儿不宜的器官，都能用来干坏事。”

这大概是童话大王郑渊洁少数话里带刺的时刻。

现在回想起来，不管是他在年初因为“不结婚是民法典赋予你的权利”走红，还是余华因为“不想上班而走上文学道路”被人追捧……

本质上，都是因为我们看够了那些太过滴水不漏，完美无缺的名人谈话。

在人人易被冒犯，处处充斥着“伪真实”的当下，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一种难得的真诚和直爽。

这些曾经再普通不过的品质，却把这群人变成了“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