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曾夜宿西南联大的聪慧少年，一生太多痛

2019年3月5日下午，褚时健夫人马静芬，在电话中告诉探问噩耗的记者，“是的，这次是真的了。”

几年来，褚时健“被去世”了至少三次，每次都似乎在嬉笑尘世。人们似乎也忘记了，他已经八九十岁，随时都可能告别。

早在2001年5月，褚时健保外就医，《监外执行申请表》上就罗列了他身患的几种重疾：糖尿病、陈旧性心肌梗死、原发性高血压Ⅱ级。他每天必须打两针胰岛素，还要吃一大把药片，最后吃得肝部都出现肿胀。

在1949年前，褚时健和弟弟褚时候以及三个堂兄弟，一共五人参加革命，剩余四人都已故去多年。其中，最近的是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堂兄褚时俊。1959年，在云南省电力局任职，并被视作局长热门人选的褚时俊被下放阳宗海发电厂，因营养不良又罹患肝炎，半年后离世，卒年不足36岁。

亲人的死亡、饥饿和病痛，以及裹挟而来的痛苦，贯穿了褚时健的一生：

在他之前，母亲褚王氏生过两个男婴，都不幸夭折，怀疑是风水险恶，在褚时健临盆前，王氏只好另择院落待产；

褚时健十岁出头，爷爷褚发珍上山伐木身手重伤，两三年后撒手人寰；

1942年，褚时健刚满3岁的小弟无故夭折；

不久，时年夏天，做木材生意的父亲褚开运在云南个旧附近一个小车站遭遇日本飞机轰炸，被炸弹气浪严重震伤，因缺乏医疗，一年后，42岁的褚开运在病痛中去世；

1950年7月，褚时健在滇越铁路上当警卫战士的弟弟褚时健，被发生暴动的人群砍断手脚，五花大绑从几十米高的糯租大桥上扔进南盘江；

几个月后，沿江奔走多日，寻找小儿遗体未果的褚王氏背上毒疮发作，离开人世，时年47岁。

最打击褚时健的，可能还是女儿褚映群之死。1995年12月初，正在河南洛阳一看守所接受隔离审查的褚映群自杀，时年39岁。

彼时，褚时健任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风光一时无两。但在遭遇匿名举报后，他自身难保，更无力保护妻女免于囹圄。

褚映群离世后，专案组人员告诉褚家律师，褚映群经审查并无大问题，正要解除强制措施，却出了意外。

1995年12月7日，褚映群骨灰运回云南，在机场迎接女儿的褚时健老泪纵横。妻子马静芬，仍关押在河南的看守所里，并不知道女儿出事。四年以后，褚时健被判刑后，马静芬被无罪释放，回到了玉溪卷烟厂红塔集团职工宿舍区的家中。

对法院认定褚时健私分174万美元，并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犯罪事实，自庭审20年来，并无太大争议。但褚案激起了一场举国大讨论，促使各方不得不重视国企在产权结构、激励机制和带头人价值评估等多维度的反思。

褚时健辩护律师马军在庭审辩论中的数据，至今被媒体和法学界引用：

“玉溪卷烟厂17年税利总额800亿，17年全体干部职工的分配为5亿，分配比例为0.625%，褚时健个人17年的全部收入总和为80多万，个人收入比例是十万分之一。他17年的全部合法收入，甚至赶不上一个影星一次广告的收入，赶不上一个歌星的两次出场费。”

早在1990年，褚时健掌舵的玉溪卷烟厂就跻身中国工业利税大户前三，此后长期高居榜首，当时能与之比肩的，唯有大庆油田。云南省财政收入的一半，都来自玉溪卷烟厂。

褚时健的成功并非偶然，早在幼年时代，他就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体格和智慧。在三四岁时，褚时健就在江中戏水，五六岁起即可潜泳，尤善于在江中抓鱼——20多年后，他靠捕鱼帮助一家人度过1960年前后的饥饿岁月。

因家中长辈屡遭病祸，褚时健14岁就不得不进山砍柴，再回家烤酒，最后运到集市上售卖。几十年后，褚时健回忆说，正是从那时候起，他就学会如何通过改进工程工艺，来提高投入产出比，打造品牌，最后获取利润。

褚时健相信，虚心学习可以跨越任何行业障碍，但他也惯于以实践来推翻常规和旧习。在生产运营中，褚时健注重“未雨绸缪”，不惜血本打好基础设施提升效率，将不可控因素降到最低。在他经营糖厂、烟厂乃至褚橙果园时，这些原则都一以贯之。

整个云南省的烟草产业链，都受益褚氏思维颇多。落马前，他被云南人亲切称为“厂长”。落马后，他在云南官民两界，都获得广泛同情，并非偶然。据《褚时健传》披露，在褚案办理过程中，有关部门鉴于“云南太照顾褚时健”，还将他移至南京关押。

1999年1月9日，云南省高院判处褚时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1年，经云南省高院刑事裁定，褚时健被减为有期徒刑17年；该年5月15日，他因病保外就医。2004年，褚时健获假释。2008年，减刑至有期徒刑12年，2011年刑满释放。

狱中，玉溪烟厂还派员请教褚时健，言及老厂长走后，红塔山出现质量问题，来人求褚时健，“这是你的品牌，你要想想办法。”

褚时健轻声道，“这不是我的品牌，是你们的，你们要想办法才对。”

出狱之后，褚时健重返哀牢山，他借款筹集640万元资金，从1500亩果园起步，最终创造“褚橙”神话。在山间简陋的居室内，亲友故旧，老领导老下属，以及王石、柳传志这样的商界大佬，纷纷来访。也有怀揣发财梦的人从全国各地涌来，向“褚老”取经。一位徘徊在自杀边缘的青年，据说也在褚时健的激励下，选择勇敢面对生活。

然而，随着多种病情的加重，身体机能严重退化的褚时健，已不堪人际之累。他也无法像早些年，在果园中健步如飞，到最后只能倚靠助理的肩膀，才有气力迈过沟坎。

或许，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褚时健会经常想起16岁时，他只身离乡，赴昆明求学的往事。1944年8月，当时还叫“褚时俄”的他到昆明龙翔中学报到。褚家子弟“时”字辈者，名字最后一个字必须是单人旁，“俄”字是一位崇尚“以俄为师”的小学老师帮他起的。

入中学时，堂兄褚时俊为他改名“健”，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意。褚时健不少同学都大有来头，比如空军英雄高志航的女儿高友良，以及国军著名将领邱清泉的儿子。

褚时俊领着褚时健参观西南联大土墙铁皮顶的校舍，还在夜晚留宿他，褚时健则负责为堂哥和他的几个同学做夜宵。1944年的冬夜里，褚氏兄弟去学校附近的小巷里，拜访闻一多，“小屋里，闻先生正在昏暗的灯下刻章”，他们俩都听过闻一多的课，却没想到闻先生住得这么简陋，深夜还得治印赚生活费。

西南联大的学风，让褚时健在半个世纪后还赞不绝口。堂兄褚时俊曾领到一份考卷，老师要求他在一周之内，用图纸组装一个火车头，整个蒸汽车头的结构，上千个零件全部要用图纸表述，并将每一部分在图纸上成功组合。“这种考试方法培养出的工程师肯定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我想，后来的学校怕是没有了。”

也许是这份感念，让褚时健在事业成功之后，与西南联大毕业生汪曾祺因萍水相逢，成莫逆之交。汪曾祺曾画了一张巨幅的《紫藤图》送褚，后该画遗失。画上，汪曾祺题诗云：

“倘若你我闲闲坐，不做滇南烟草王。”

* 本文参考自《褚时健传：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等图书及相关报道，特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