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历史学家，他所著的《史记》至今仍然是历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典籍之一。除了历史学方面的贡献外，司马迁同样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在《史记》以及《报任安书》、《悲士不遇赋》等著作中都展现出不凡的文学才华。

然而，司马迁的历史和文学成就是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作出的，而他之所以能在遭受宫刑这样严酷且侮辱性的刑罚之后仍然能够完成《史记》这样的著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种贵族精神对于他的支撑。这种贵族精神不仅支撑着司马迁完成了这部旷世巨作，同时也体现在司马迁的写作中，伴随着他的文字一直传承下来。本文试图向读者展示的，便是司马迁的贵族精神以及这种贵族精神是如何在他的作品之中得到体现的。

司马迁著作《史记》

司马迁贵族精神的体现

贵族精神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当时作为精英阶层的贵族所共享的一种贵族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体现，随着春秋战国之后中央集权的加强，贵族精神逐渐消亡，但是这种精神在西汉初年仍有体现，特别是在司马迁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司马迁的贵族精神首先体现在他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哲学思考。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指出，他之所以撰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观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由此可以看出，在司马迁的思考与写作中，天与人的关系，古与今的传承与变化一直居于中心地位。

司马迁与《报任安书》

而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记述过去的事情，另一方面则是由此来思考未来人类的命运。司马迁一方面接受天人感应的观点，相信天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他在《史记·律书序》中写道：“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命于天也”。但同时，他也反对盲目迷信，强调个人努力的重要性。他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写道：

“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 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项羽影视剧形象

在《蒙恬列传》中，司马迁在记录了蒙恬临死前将自己的死亡归咎于因而修筑长城而断绝了地脉之后，进一步评论道：

“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彊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看得出来，司马迁对于项羽和蒙恬这样将自己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天意的行为是不齿的，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推卸自己的责任。

其次，司马迁贵族精神体现在他对于社稷民生的关注，展现出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史记》中，司马迁对爱国爱民、公正尚义的人物进行了热情的赞颂，比如，他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对屈原作出了如下的感叹：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蒙恬雕像

另一方面，司马迁对于历史上暴虐无道、奸诈丧义的卑鄙人物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比如，他在《史记·主父偃列传》中对于主父偃死后无人收尸的凄凉结局是这样讽刺的：“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司马迁在《史记》中体现出的这种对于不同历史人物的爱憎分明的态度，以及他在评论中所阐发出的思想，实际上就展现出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再次，司马迁在作品中展现出对于荣誉的热爱以及对于尊严的热烈追求。热爱荣誉、追求尊严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精神的一种体现，司马迁由于遭受宫刑的屈辱，其自身的荣誉和尊严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司马迁无法再自己的身上实现荣誉和尊严，便只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对于珍爱荣誉的人物大加赞赏。比如，他在《伯夷列传》中，便称赞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是“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对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荆轲，不肯屈服的屈原以及义不帝秦的鲁仲连等珍爱自身荣誉的人，他都给予了热烈的赞赏。

伯夷和叔齐

最后，司马迁在作品中展现出勇敢创新、追求自由的精神。司马迁的创新精神首先体现在他创造性地使用纪传体这一形式来记述历史上，《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采用纪传体来记录历史的史书，可以说是前无来者。除此之外，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还采用了本传与他传互见的方法来对人物进行描摹，一方面使得历史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其记述的可信度。

司马迁追求自由的精神则体现在他所写的《孝武本纪》中，在这本记述当世帝王汉武帝的史书中，司马迁并没有因为畏惧汉武帝的权威还收敛，而是真实记载了汉武帝妄图不死、盲信方士等许多荒唐的事迹，展现出了司马迁的自由意识和独立精神。

汉武帝

司马迁贵族精神的来源

司马迁之所以具有这样的贵族精神，与他的成长经历以及人生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首先，司马迁出身于一个仕宦世家，这对于他的贵族精神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记载，司马氏的远足可以追溯到唐虞之世的重黎氏，在夏商时期，重黎氏就在朝中担任史官，周朝之后，司马氏的子孙依然一直担任史官，一直到春秋战国乃至秦朝时期，司马氏的先人都在朝中为官，其中既有担任史官的，也有担任军职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在汉武帝时期担任史官，出身于这样的家族，使得司马迁从小便有着十足的自信心和优越感。

其次，司马迁自幼便受到了极好的教育。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是这样记叙自己的成长过程的：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

《三代世表序》史料

从中即可看出，司马迁自幼就开始学习各种经文典籍，而司马迁本人的天赋也十分出众，年幼时便可熟记许多古文典籍，《三代世表序》中记载：“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除了天赋出众以及自幼便受到良好教育外，司马迁还得以跟随当时的大儒进行学习，孔安国和董仲舒就都曾经是司马迁的老师。

但司马迁也绝非是一个只会读书的书呆子，他在青年时曾游历四方，眼界极为开拓，这段经历对于他的自由意志的形成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这样记录了他年轻时出游所去过的地方：

“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

《周易》

最后，司马迁坎坷的人生经历也进一步磨砺了他的意志，使得他骨子里的贵族精神得到进一步的成熟与升华。在天汉三年受李陵案的牵连被处宫刑后，司马迁的心理一度受到十分大的摧残，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所以隐忍苟活， 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但在经受了这样巨大的打击后，司马迁也对人生的意义有了全新的感悟，他又写道：“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他还列举了古代圣贤的事迹来勉励自己：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经历屈辱和人生中的大难，但司马迁对于人生的意义是有了全新的理解的，他将对自己生命的思考上升到了对于历史和未来的思考，进而写作处了《史记》这样一部旷世巨著。

《史记》史书

结语

司马迁的贵族精神，实际上不仅限于他自身，也体现出了时代的精神面貌。汉武帝时期的西汉国力强盛，举国上下洋溢着一种自信的风气。国力的强盛带来了文化的兴盛，经过陆贾、贾谊、刘安、董仲舒等人的努力经营，汉朝的文化达到了顶峰，而汉武帝本人对于文艺亦是十分热爱，致使西汉的文艺一时鼎盛。司马迁自幼的经历以及他骨子里的热爱荣誉与自由、关注百姓与社会的贵族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汉代这种自信、宏大的风气的影响。

但是，汉武帝时期的西汉也存在着各种隐忧，其中的一大隐忧便是汉武帝的专制制度愈发严苛，导致大量臣僚受到打击，社会上开放的风气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司马迁的人生经历实际上也反映出了这一点。应该说，司马迁个人的经历以及他个人思想的变迁，很好地反映出了西汉，特别是汉武帝时期社会文化的变迁，而随着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一大批臣僚受到打击以及中央集权的加强，贵族精神也逐渐消散于历史之中，日后的士人臣子大多成为了专制皇权的工具，而不再具有司马迁这样的贵族精神了。

参考资料：《史记》、《报任安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