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的悲喜人生

1976年，14岁的俞敏洪初中毕业，直接回了农村，他不是不想继续上学，只是因为按照当时的政策，贫下中农的子女，一家只有一个可以上高中，这个名额，给了俞敏洪的姐姐。

但母亲不甘心，为了能让俞敏洪上高中，她四处央求，终于把儿子送进了江阴夏港中学。

高二时，他的老师说:“我知道你们在座的小子没有一个能考上大学的，你们以后一定都是农民。但是我依然要求你们每一个人都去考大学。

因为当你们以后回到农村在田头劳动的时候，当你拄着锄头仰望蓝天，叹息自己命运悲哀的时候，你会想起来，你曾经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斗过一次！”

这句话让俞敏洪认定，自己一定要考大学！

1978年，俞敏洪参加高考，名落孙山，英语成绩只有33分。

第二年，他再次走进高考的考场，这次英语考了55分。

两次落榜之后，俞敏洪决定放弃，但母亲坚持让他上高考补习班。1980年，通过超乎常人的刻苦努力，俞敏洪被北大录取。

一个辽阔美好的世界似乎正向他徐徐展开。

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进入北大校园，俞敏洪才意识到自己与那些城里学生的天然鸿沟，因为发音严重不标准，他被嘲笑说的是“日语”，加之其貌不扬，成绩平平，拘谨内向，这个在他人眼里被视作“土鳖”的学生，在班级里是最没有存在感的人。

在当年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

“昨天晚上我又哭了两场，在宿舍，在班里讨论各种各样的事情，我是完全插不上嘴的。我们大学最丑的女生都收到过情书，那就是我写的，可是没有人跟我约会。”

据说，俞敏洪在大学里曾向25位女同学表白过，但都没能成功。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时见到任何一个女孩都想扑上去”。

学业不顺，爱情失意，郁郁不得志的俞敏洪在大三那年病倒了，因为患上肺结核，休学一年，回老家休养。

1985年，俞敏洪毕业。全班50个同学，49个出国留学，剩下的那一个，就是他。

俞敏洪也想出国，但囿于贫穷，只好留在北大任教，每周授课8节，每个月工资加奖金也只有200元。

1988年，他参加托福考试，考了663分，申请了美国的多所大学：“我被多所美国大学录取，但没有一所给我提供奖学金。我没有那么多钱。”

为了多赚一些钱，能出国留学，他一边在北大教书，一边在校外办培训班。

打着“北大教师”的名号，俞敏洪的培训班生意很红火，至少，比当老师挣的工资多。

但第二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大雨滂沱，北大的广播里播放了一则消息：俞敏洪老师因私自在外授课，严重影响了教学秩序，现决定开除。

这个消息在学校连播了三天，处分在公告栏里足足张贴了一个多月。

巨大的羞辱感伴随着如影随形的挫败，让一个站在泥潭里仰望星空的穷小子再次仓皇失所。

翌年，俞敏洪无奈离开北大，与妻子共同成立了“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在中关村第二小学，他们租了间平房当教室，外面支一套桌椅供报名咨询。这个简陋至极的培训部后来发展成了大名鼎鼎的新东方。

那时俞敏洪每天上午都骑自行车出去，夹着宣传单，拎着浆糊桶，在海淀区大街小巷的电线杆上贴小广告。

培训班刚开始没学生报名，俞敏洪就开办了免费讲座，结果有三百多学生蜂拥而至。

因为人太多，怕后面的学生听不清，俞敏洪就站在一个汽油桶上慷慨激昂地讲。他伫立在北京的寒风中，讲得热血沸腾，声音嘶哑，台下那一张张充满朝气和渴望改变命运的面孔多像当年的自己啊。

那时的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传道士”，筑起信仰的高台，传经布道。

后来有一天，突然来了三名学生，十分爽快地扔下了1000多块的学费，潇洒离开。

夫妻俩晚上回家，关上门开始数钱，哪怕有些毛票散发着污渍和汗渍的气味，在他们眼里，也仿佛充满了迷人的香氛。

他们将钱连数了三遍。

俞敏洪的记忆力惊人，词汇量在5万以上，他当时编写的托福考试“红宝书”受到考生热烈追捧，他印在书上的名字越来越响亮。

那一年，国家教委宣布“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进一步放宽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

浪潮汹涌，大道畅行，很多年轻人都跃跃欲试，纷纷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因为站在了“出国热”的风口上，俞敏洪英语培训班的发展一日千里。两年内，新东方的学生激增至一万五千人，拥趸甚众，连俞敏洪自己都难以置信会形成这样的规模，当时的他也一跃成为中国最早的千万富翁。

但福祸相依，在他充分享受到时代的巨大红利后，无数的凶险也随之而来。

有一次，培训班的广告员又出去张贴广告，另外一个培训班的竞争对手过来，二话不说，上来就给了三刀，广告员登时血流如注……

除了广告员遇到不测，连俞敏洪自己也险些丧命。

一次，在光线昏暗的楼道中，俞敏洪遭歹徒劫持，被强行注入兽用麻醉剂，随身携带的一百多万也被掠走。

歹徒给俞敏洪注入的剂量，足以杀死一头老虎，但俞敏洪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此外俞敏洪家里的200万现金和一部摄像机也被抢走，作案者前后共绑架过7人，其余6人全部被杀，只有俞敏洪1人生还。

俞敏洪后来感叹：

“强盗不懂我。我不心疼那被劫的钱，就心疼那部摄像机，里头有女儿一到三岁的成长记录，我愿意花两百万，再把那盘磁带赎回来。”

有时为了托人办事，他请人吃饭。在饭局上，擅长演讲的他却不知如何劝酒，为了表现出十足的诚意，他只有将自己豁出去，最后喝到失去了知觉。

拉到医院，抢救了两个半小时才活过来。医生说：“换一般人，

喝成这样，回不来了。”

那天，经抢救才活过来的俞敏洪，醒来后涕泗横流：我不干了！

但晚上7点还有课，他无法真正撂挑子，钱可以不挣，但那些怀揣留学梦的学生还等着呢。

于是时间一到，他擦干眼泪又上课去了。

几年后，当新东方做到一定规模后，他想寻求合作者，希望留学美国和加拿大的同学，也是他当年的偶像——王强和徐小平能回来助其一臂之力。

班长王强接到邀约时震惊异常：“我常常说我做噩梦都没想到俞敏洪还能办学，他始终不是办学的对象吗？”

但惊诧之余，他还是回来了。

“在北大的时候我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帮同学打水，一做就是四年。”

“后来他们回来了，给了我一个十分意外的理由，‘俞敏洪，我们回去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打了四年水。’”

这让俞敏洪感慨万千：“你所做的事情一定会对你未来产生影响。”

另外一个同学徐小平，也曾是北大叱咤风云的人物，在俞敏洪的力邀下也回国加盟新东方，三人当时合称“三驾马车”。

俞敏洪依照他从三国学来的观念，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自己做出国英文培训，徐小平做留学咨询，王强做口语，互不干涉，各负其责。

借助“留学潮”的东风，全国各地的学生慕名而来，新东方几乎成了他们出国前必经的一站。

后来新东方的市场半径延伸至全国20多座城市，不断开疆拓土的新东方狂飙猛进，年收入增加到3亿元。

当年的失意青年罗永浩给俞敏洪写过一封万字求职信，一心想挤上新东方这列快车。

在两次试讲失败后，俞敏洪给了他第三次机会。罗永浩于2001年成为北京新东方学校的任课教师。

后来“老罗语录”风靡全国。2006年6月，罗永浩从新东方辞职，开始了他风雪载途、大起大落的创业生涯。

在新东方这个巨大的专业“孵化器”里，培养了一大批思想卓然而立，教学水平出类拔萃的名师，除了罗永浩，还有后来成为著名天使投资人的李笑来。

新东方，一个以外语培训为主的教育机构，广纳贤才，兼容并包，后来俨然成为了创业者们的“黄埔军校”。

从1993年到2000年，是新东方蓬勃发展、迅速壮大的七年，出身草莽，野蛮生长的新东方攻城略地，势如破竹。

到2002年，新东方的学生暴涨至35万人次，相当于九个集团军。一时间，教师队伍里的百万富翁大批量诞生。在外界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只有中国才能产生的神话。

在新东方如日中天的时候，渐渐地，一些弊端也浮出水面。

有西方留学背景，一切以规则为准的王强最难以容忍的是，包括俞敏洪在内的新东方早期管理层陆续将亲戚引入公司，出现了所谓“四大家族”打破规则、割据垄断的家族化趋势。

王强要求改革必先拿俞敏洪“开刀”。俞敏洪在最艰难的创业初期，是母亲给了他无条件的支持和经济上的帮助。现在学校改革，却“革”到亲娘老子头上了！俞敏洪不得不当众给母亲下跪，任由母亲数落和责骂。

但王强坚持原则，绝不让步，他会力挺俞敏洪果断开除犯规的员工，规定教学区不准抽烟，首先罚的就是俞敏洪的母亲。

李国庆曾在一个访谈节目中说：“俞敏洪的母亲当年为了分利，曾拎着菜刀从江苏老家杀到公司，说当年自己出钱创办的新东方。”

刮骨疗毒，壮士断腕。足足花费了半年的时间，新东方终于回到了没有家族成员的正规轨道上来。

“去家族化” 问题得到艰难解决后，新的困扰又接踵而至。

随着新东方的壮大，俞敏洪、徐小平、王强三人，也因权利、利益的分配，渐生嫌隙。

2000年，当时还在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做所长的王明夫，每次见到俞敏洪，都苦苦相劝。他认为这个全中国最大规模的民办教育机构，“要转型，要投资控股”，他觉得俞敏洪是可以称为教育界的马云、乔布斯的人。

但元老们要坐下来进行权力和利益重新分配时，矛盾并不突兀地出现了。大家都想拼命护住自己已拥有的东西，俞敏洪认为，他是创始人，理应对公司持有更大的掌控权。徐小平非常反对，直接带领内部教师进行抗议。

2002年到2004年，在王强、徐小平和小股东们的强烈要求下，俞敏洪不再参加董事会和总裁会，每天灰溜溜地夹着课件去给学生们上课，而王强他们开始轮流当董事长。

一年多，股东们轮流做“老大”，才真正体会到了“当家人”的难处，于是，俞敏洪又被请了回来。

尽管俞敏洪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利益均衡以及“三驾马车”之间微妙的和谐，但内部矛盾始终未得到真正的解决。

2006年，新东方迎来历史性时刻，成功登陆美国纽约证交所，成为中国在美国上市的第一家教育机构。

但新东方上市不久，“三驾马车”分道扬镳。

隋代王通在《文中子·礼乐》有这样的警句：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以情相交，情断则伤；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

但错综复杂的困局，已经远不是一个“以心相交”就能克服得了的了。各自的理念不同，诉求不同，加之利益的纠葛，人事的矛盾，让曾经因为理想主义而结成的联盟最终走向了分崩离析。

作为第一代中国合伙人创业的范本，新东方的时代就此划上了一个句号。

王强和徐小平离开俞敏洪后，各自度过了人生中最黑暗的几年。曾经让俞敏洪夜不能寐的事情，他们也开始去品尝。

2013年，电影《中国合伙人》上映，剧本是徐小平写的，故事以他和俞敏洪、王强为原型。

徐小平在《中国合伙人》的剧本里写下了一句话：他完全赢得了我和王强其他的这种联合创始人的敬重，这个是我们关系的基础。

在电影里，三个合伙人在上市后的兴奋与满足，成为一个励志电影的大团圆结局，但现实远比这个复杂，俞敏洪在当晚结束所有的热闹后，一个人去河边坐了很久，他仿佛已经清晰地看到，更新更大的考验即将黑云压城……

没了徐小平、王强，同时随着大批名师的出走，俞敏洪独自带领新东方艰难行进。

2011年，俞敏洪二次创业，进入教育培训子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