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背影：远去的大师》之二

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头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酲。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陈寅恪《南湖即景》

这是陈寅恪的诗。南渡昆明后，他和刘文典、吴宓、浦江清都是南湖的常客，也许是一天的疲惫，也许因为文人之间最后的那一点雅好--饮酒作诗。在南渡中，陈寅恪的两箱手稿都被人以为是珍宝而盗走，多年的日记也都在文革中被毁于一旦。只因当时深懂古文的刘文典觉得这是一首好诗，叫人记下来送与他人作为礼物，此诗才得以存于至今。整首诗引经据典繁多，充分展示了这“三百年一见”的奇才的博学多识，最容易联想到的应是林升的《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再看西南联大碑文中“稽之往史”至“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一段，彼此对读，更见陈寅恪的家国忧患之情怀。

全面抗战前，国统区共有高校100余所，大都集中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大都市。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下令沦陷区各高校内迁，除少数迁入租界外，大都迁往西南、西北等。与此同时，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也开始向西南地区迁徒，在陪都重庆、昆明、成都、宜宾李庄一带，形成了抗战时期著名的四大文化中心。

1937年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授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分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三校在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这一天后来定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庆日。

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大开始迁徙昆明，历时68天，行程1600公里，横穿湘黔滇三省。1938年4月2日，教育部发电命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设文、理、工、法商、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1946年7月3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回原址。

在昆明，之所以三所大学能够实现“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的兼容精神，是因为拥有一批大师和大师的引领者。

一是蔡元培让北大重焕生机：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1922年3月，他在《新教育》上发表了《教育独立议》一文，阐明教育独立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成为教育独立思潮中的重要篇章。为实现教育的真正独立，蔡元培设计了教育经费独立、教育行政独立、教育独立于宗教的具体措施，自蔡元培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毛泽东誉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二是梅贻琦奠定清华校格：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正是在梅贻琦执掌之下，清华从一所有学术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成为世界瞩目的、既有学术地位也有学术名气的名校。1941年清华在昆明庆祝建校30周年期间，西方如此评价清华的成就：“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1947年，抗战胜利之后清华第一次校庆，在体育馆摆了酒席。由教职员开始，然后学生逐级向校长敬酒。那一天，梅贻琦足足喝了40多杯。

三是君子不器。子曰：君子不器。《易经·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大师们心怀天下，故君子之思不器，君子之行不器，君子之量不器。这里仅仅采撷几颗耀眼的明星，一飨读者。

胡适：择善固执的资优生。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任北大校长、驻美特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一句“干不了”引领着白话文的方向，“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生信仰自由主义，常为人所不满，比如在台湾受到一帮学者围攻，在“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时，对着蒋介石说出“总统，你错了”的发言，之后更是公开反对蒋介石连任，是极少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有担当和骨气的知识分子。

陈寅恪：艰苦卓绝的天才。三百年才得一见的国学大师、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陈寅恪的“四不讲”，是老师讲课的一座高峰，被人称之为“教授中的教授”。或许是上天忌妒他的才能，他的人生总是灾难不断，这位三百年来才得一见的大师，学问广博精深，已达出神入化的境界，却因喜好读书，影响视力，终至双目失明，历经多次九死一生的逃难，倾尽心血的书籍与文稿几乎全部丢失，让人误认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但事实上绝对是洞察幽微、知晓天下事的卧龙式人物。

傅斯年：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历史学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曾任台大校长。他独具稀有的才智和优秀的办事能力，不愧为胡适盛赞的“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并以非凡处事能力与人脉关系，从无到有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要说他有什么问题，就是书读得太多，否则在其他领域也可以成就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梅贻琦：外冷内热的寡言君子。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清华大学校长。虽然看起来严肃拘谨，非对熟人不苟言笑，但实际上对生活充满热情。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誉为“中国学者的理想化身”，头脑清醒，决意果断，对自己的理念和为人原则执着坚守，不论何时总是保持着静穆的态度，话不多但能切中要害，最让人敬佩的是，在宴会中饮酒也能保持静穆的态度，非常爱喝、能喝但绝不闹酒，总是来者不拒，极豪爽痛快地一饮而尽，因而落了个“酒风甚好”和“酒圣”的美名。

徐志摩：无可救药的文艺青年。现代诗人、散文家。潇洒超脱的个性与翩翩风采，具有纨绔子弟的气质，性格中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风流多情，可以为爱不顾一切，在为人所欣赏的同时也会令人困扰，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的评语“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可以说是再贴切不过了。

林徽因：不畏艰难的勇者。建筑师、诗人。不管面对任何考验，总是能以惊人的毅力坚强面对，拥有多方面的才华，但有时不被人理解。生长富贵，命运坎坷，缺乏传统女性悠娴的品德，对任何问题都感兴趣，具有本能的直接感悟，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生活的支柱，因为热爱真理，喜好和人辩论，心直口快，同性常把她当作仇敌，因此也不免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哀愁。

四是德高者的“让”与“公”。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世界万般美好，然而真正属于你的，究竟是哪一瓢？

拒绝讲经、拒绝受戒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以世间法让俗人看到了出世法中广大的精神世界，住进布达拉宫，他是雪域最大的王；流浪在拉萨街头，他是世间最美的情郎。但聪明如他，也只能在怨叹“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中，结束了自己24岁短暂的生命，毕竟在他的心中，只有个人的精神世界。

战乱年代，执掌一所大学都是一件非常令人头痛的事。要执掌三所名校组成的联合大学，更是难上加难。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曾想组建东南、西北、西南三所联合大学，但东南联大胎死腹中，西北联大先合后分，只有西南联大成功坚持了下来，这既得益于蒋梦麟、张伯苓的“让”，也得益于梅贻琦的“公”。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如何实现不负如来——“国家与民族独立”，也不负卿——刚毅坚卓的大师之心和敢于担当的赤子之情。

刚开始的时候，各校教授也为教授职位的分配而争得面红耳赤。情况严重时，甚至“群议分校，争主独立”。这时，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站出来，说了一句：“此乃何时？”一听这话，教授们立即安静下来。北大校长蒋梦麟接着站起来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从此，再没有教授出来争抢职位。

按照国民政府的安排，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三人轮任主席。不久，南开校长张伯苓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戴）着。”然后，他去重庆开办了南开中学。不久，蒋梦麟对清华校长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然后，他也去重庆另兼他职。就这样，为了避免三校之矛盾，张蒋两人把权力“让”给了梅贻琦。后来，傅斯年责怪蒋梦麟不管联大事。蒋梦麟说：“不管者所以管也。一校三校长，好比一条裤子三人穿，如果三个人都去抢这条裤子，来回拉扯，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只能让一个人穿裤子。”

大师的存在，是国家之幸，也是民族之幸。大师之后，难有来者。
“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穆旦，这个中国三四十年代早熟又早慧的天才诗人。读到他的这句诗，我才知道，泰戈尔的诗句“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是多么柔弱苍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