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父母是包办婚姻，始于民国。母亲比父亲小几个月，民国20年，一个生于农历正月，一个生于农历冬月。结婚时，父亲母亲都很年轻，只有16岁，父母共同走过了70年。70年叫白金婚，又称福婚或者铂婚 。都说人生70古来稀，而能婚姻相持70年，则是珍稀伴侣中的珍稀了，也算得上是真正的“百年好合、白头偕老”了。

有时候真的觉得，自由婚姻，不如包办婚姻更能持久。包办婚姻，某种意义上是对父母之命的一种承诺和践行，所以，自古以来就具有很强的仪式感。而自由婚姻只是一种情侣间自我追求的选择，是二人相互间的一种承诺，没有上命加持，也没有父母的安排，仪式感可有可无，而且具有一定的来去自由的特性。

二者无论是格局还是意义，都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责任在，婚姻就在。虽说是包办婚姻，但由于两家相距不远，据母亲说，父亲在婚前偷偷去外公家看过母亲，这在当时的年代也算是比较出格的事了。

母亲可以算作是乡村富家小姐出身，外公是江西人，善于经营，当年在镇上开药铺，整个镇上有半条街都是外公家的，在乡下置了不少田产，母亲做大小姐时曾下乡收过租。外公外婆育有6个孩子，母亲排行老大。刚刚成年，就结了婚，结婚不久，新中国就成立了，外公外婆的家业也成了国家的公共资产，因此，母亲并没有享受多少大小姐的福分，还差点背上富农之类的身份，有种小小没落中的失意人的感觉，这就形成了养成了一种自小骄惯的大小姐脾气，却有又“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现实感触，倔强、独断、专制和不服气是我印象中母亲的标签。

外公家重男轻女，母亲没有读过书，但任性的母亲不受这约束，自己听过学，背过书，什么《增广贤文》、《女儿经》、《教儿经》，基本能背得出，却属于“能背不能写、基本不识字”的那种文盲似的典型。小时经常躺床上听母亲背这些，渐渐地，我也能将《增广贤文》背下来了，这让母亲很是得意。母亲一直以我们姐弟三人学习成绩好而自豪，学习好，还得向她学背古文，当然是值得她骄傲的事了。

父亲出身相对贫寒一些，但家族有着一定的书香气，整个家族重教，出过一些人才，父亲上辈中出过省教育厅长，立志教育兴国，曾与毛泽东有过交集，传说中是当年救过主席，不知真假，此事还被人写成了故事，在地方刊物上发表。但解放后被主席请到了北京是真实的事，当年我在北京上大学时还准备去拜访老人家的，最后还是因个性使然，没有成行。

现在老家的学校还是当年这位长者捐建的。基于家族因素，父亲算是私塾出身，读过书，还当过家族账房先生。父亲有兄弟姐妹五人，父亲排行老二。识字，会算账，让父亲在同辈中有着自带的傲气，加上有着很强的自立能力，从小父亲就养成了沉静、孤僻、善学、善为而不愿社交的性格。

母亲活了86岁，母亲去世3年后，父亲也不幸离世了。二老离世时都很安详很宁静，没有经历太多的病痛折磨。母亲几乎是在睡梦中离世，父亲中风后，在医院躺了12天，已中风偏瘫不能说话的老父亲突然开口坚持要回家，回家后不到两小时就离世了。

从容安静地离去，算是父母自己病痛的解脱，对我们做儿女的来说，也是一种安慰，至少没有让我们看着父母受尽病痛的折磨而惶然无措。这也得感谢在县人民医院的同学，把我的父母当作自己父母对待了，悉心治疗安排和照料护理，特别是母亲，反正享受职工医疗保险，住院可以报销，所以，只要不舒服，就往医院跑，成了医院里的常客，科室的医生护士几乎都认得了她，有时，同学真的是可以托付的。

父亲跨过了90大寿，去年就准备在至亲范围给父亲做寿。为此，我还特地撰拟了一幅寿联：“明月有恒，漫道世间难逢百岁；长寿不老，且看堂上再过十年”。因为刚好遇上新冠疫情，在父亲的坚拒下，寿宴没有办成。加上小女从武汉回，只能匆匆拜过父亲和岳父母，就回到长沙，主动自我隔离了，直到疫情基本稳定，小女逆行回了武汉。

好在今年春节，三层新楼落成，新宅新年新寿。在汉寿的亲戚都来了，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春节和祝福了父亲大寿。记忆中，这也是第一次正式给父亲做寿，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父亲的生日是每年农历正月初二，本就是家家团圆、欢度春节的日子，不方便邀请和叨扰亲友，加上本就是春节，过年和祝寿在一起过了，大家也就没有太过在意，且父亲好静，不喜欢热闹，每年生日陪伴他的，就只有我们姐弟三家人，特别是我姐夫，是每年正月初一来我家敲门的第一人。

真的没成想，这个寿宴，历经两次筹划，经两年而成，竟成了父亲90年里的唯一寿宴。清明过后不久，父亲突然中风，不到半个月就离世了。父亲去世后，遵从父母的遗愿，在本家宗祠祖山里给他们合了冢。合冢时发现，母亲的棺木竟还油漆如新，我觉得，那是母亲在天堂里等待着父亲，如此，父母算是从此天堂再聚了。

如今，对我来说，父去母不在，从此家乡变故乡。突然间，发现自己已是只剩归途的漂泊之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