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第一女导演求救信全球疯转：塔利班没有风筝，她们没有未来

以下文章来源于麦子熟了 ，作者菜乙己

新中产，新青年，新女性，传递美好生活。

作者：菜乙己

来源：麦子熟了（ID: maizi8090）

他们将女孩卖给男人们做童养媳； 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绞死我们； 就在过去的几周里，两百万女孩被赶出了学校； ……

就在昨天，一封声泪俱下的求救信在全世界各大社交媒体上被广泛传播，在微博上的转发也迅速破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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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豆瓣 雅号叙翁

它的作者，阿富汗女导演萨赫热·卡里米，刚刚被塔利班释放。

8月16日，塔利班武装分子全面攻占阿富汗首都卡布尔，结束了长达20年的内战。

塔利班信奉原教旨主义，施行伊斯兰法。20年前掌权时，塔利班全面禁止女性接受教育、规定女性上街必须遮盖全身、并会将不守教条的女性用乱石砸死。

萨赫热·卡里米是阿富汗史上第一位获得电影专业博士学位的女性，也是阿富汗电影协会的第一位女性主席。

这些头衔足以让她成为塔利班政权的眼中钉。

2019年，卡米里执导的首部长篇电影《卡布尔的女人们》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并先后获得25项国际电影奖。

深爱这片土地的卡里米，此时好像除了逃离，别无选择。

但就在千万人争相逃出国境之时，她却发誓，要留在这片土地上，与同胞们共患难。

在卡布尔机场，几千人争先恐后想要挤上一架承载量只有几百人的飞机。有乘客不惜挂在飞机外侧逃离阿富汗，但在起飞后迅速坠亡。

卡米里奔跑在卡布尔的大街上

卡米里用镜头记录下了此刻的恐怖和慌乱，她也通过镜头，声泪俱下地向全世界求助：

卡米里：「下一个被追杀的可能就是我。」

卡米里眼中的绝望令人动容。

明明不久前，同一双眼睛里，还盛满着希望的光。

2015年，卡米里曾接受过中国自媒体的采访。

最左为卡米里（来源：B站@侣行）

那时的她，在外人眼里时尚又美丽，像一朵刺目的鲜花，开在沙漠之中：

佩戴着首饰和墨镜的卡米里，在阿富汗极少能见到这样打扮自己的女性。

原本，卡米里也可以拥有温室和花园，但是她自己选择了回到这片孕育她的沙漠，因为只有这里才深埋着她的文化根基。

卡米里出生于1985年的阿富汗。彼时军阀割据，全国各地战火不断。

卡米里的童年没有电视、没有影院，也没有旅行。塔利班成立后几乎禁止了一切娱乐活动，并很快开始关闭学校。

幸运的是，卡米里的父母坚持在家中教她读书。即便在阿富汗，女孩深受歧视，但卡米里受过国外高等教育的父母，为她在家中营造了一个平等的乌托邦。

在男性掌控了压倒性资源与权力的阿富汗，卡米里的出现总是格外扎眼。

然而在塔利班掌权下的阿富汗，乌托邦难以为继。

卡米里的家人最终选择逃离阿富汗，来到了伊朗首都德黑兰，起码在这里，卡米里可以得到系统的教育。

也是在伊朗，卡米里遇见了电影。

15岁那年，她被一位伊朗女导演相中，参演了两部电影。卡米里发觉自己彻底迷上了影像叙事的艺术，于是从此决心想要学习电影。

可作为一名阿富汗移民，她在德黑兰能获得的资源极其有限。卡米里明明以极高的分数考取了伊朗最好的大学之一，但她的名额却被另一名伊朗学生堂而皇之地取代。

以此为诱因，她决定前往欧洲求学。

于是在17岁那年，她只身来到了全然陌生的斯洛伐克，将一切从零开始。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劝她放弃电影，学一门有保障的学科。电影专业不仅偏门，而且完全用斯洛伐克语教学，导演系一届只招6人。而当时的卡米里连英语都讲不清楚。

这些卡米里心里都清楚，但她偏偏不信邪，誓要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她开始自学斯洛伐克语、电影史、艺术史，在一些本地朋友的帮助下，她奇迹般地被一所表演艺术学院的导演系录取了。

学生时期的卡里米

卡米里在斯洛伐克一待就是十二年，在电影这条路上，从本科一直读到了博士，并在求学期间完成了多部优秀短片的拍摄。

原本，卡米里大可以就势留在欧洲，或者去北美和已经移民加拿大的家人们汇合。

但临近毕业，卡米里犹豫了。

她想要拍摄对自己真正有意义，对这个世界真正有价值的故事。而内心深处，她深知那只可能是阿富汗女性的故事。

但回到阿富汗，不仅意味着她要把在斯洛伐克积累的一切人脉和经验归零，还将不可避免地对她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当然也有很多移民导演会选择定居欧洲，只在电影拍摄期间飞回故土。但这在卡米里看来并非一个可行的计划。她觉得那样的故事注定是和现实脱节的。

在挣扎许久之后，卡米里决定遵从内心：

2013年，28岁的博士毕业生卡米里，回到了她所深爱的阿富汗。

在卡米里离开的这二十多年里，阿富汗也经历了巨变。

当初逼走卡米里一家的塔利班政府倒台，自2001年起建立的新政府也逐步放宽对女性的政策。也因此，卡米里才能够循着希望，回到阿富汗发展本土电影、改善女性权益。

即便如此，极端分子仍旧猖獗，政府往往鞭长莫及。

这对卡米里的创作造成了巨大的阻碍。在阿富汗，她拍摄一部作品，可以花上3年的时间。因为恐怖分子频繁打来死亡威胁的电话，卡米里几乎每个月都要搬家以躲避追杀。

极端分子容不得女性发声，而卡米里的作品又无一不是为了阿富汗沉默的女人们而拍摄。

卡米里拍摄的纪录片 《方向盘背后的阿富汗女人》 ，讲述了那些在原教旨主义盛行的环境中，冒着被男人羞辱、攻击、谋杀的风险，依然坚持开车的女性故事。

在这部2009年的纪录片中，勇敢展示驾照的女性。而在几年后，更多女性开始驾车上路。2012-2016年间，阿富汗首都卡布尔共有1189名女性获得驾照。

而另一部《天使》，则记录了巴米扬山区的女助产士，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拯救分娩的女人和新生儿的过程。

十年前，87%的阿富汗产妇生产时缺乏专业助产士帮助，使得生育导致的女性死亡率居高不下。

2016年的《帕里卡》则记录了一位不顾世俗偏见、要挟恐吓，毅然进入阿富汗政界的女性，在男人的特权世界里步履维艰的故事。

在2019上映的《卡布尔的女人们》讨论了「母职」这一主题，代表阿富汗被选送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这部电影也得到了好莱坞影星安吉丽娜·朱莉的倾力推荐。

为了拍摄这部影片，卡米里在卡布尔实地取景40天，期间发生了五次爆炸，整个制作差点被迫叫停。但卡米里坚持了下来，最后这部影片的成品也在威尼斯电影节的开幕式上进行了首映。

虽然在阿富汗国内，这部电影只放映了20天，但对于卡米里而言，这是难能可贵的20天。起码有更多阿富汗人，更多阿富汗女人，在电影院看到了他们自己的故事。

卡米里觉得这就是改变。

她回到阿富汗，就是为了驱动这样的改变。

也是因为同样的动机，卡米里选择申请了阿富汗电影协会主席一职。

最初，这个职位一共有五个候选人，另外四个都是男人。明知女性在阿富汗的体制中处在绝对弱势，卡米里却还是毅然决然地毛遂自荐。

因为卡米里对原有的制度深痛恶觉。

阿富汗电影协会是一个隶属阿富汗政府的机构，创办初衷是为了扶植、支持本土电影人的艺术创作。但当卡米里第一次前往电影协会申请拍摄许可时：

迎接我的是一个破败的办公室，一群不可靠的职员，和数不清的繁琐手续。

而当她提出想要借用灯光设备时，负责人大言不惭地直接要求卡米里行贿。

卡米里不敢想象，有多少电影人的创作火苗会在这样肮脏、低效的官僚主义中早早夭折。

她太渴望改变了。

她希望阿富汗能有自己的电影。她希望阿富汗人能在自己的电影院里看电影。

也许是她的热情打动了面试官，也许是她的女性身份恰好被选中成为政府形象的背书，她获得了「主席」的职位。

但要做的事太多了。

卡米里上任时，电影协会的职员连办公用邮箱都没有，而塔利班统治则彻底销毁了书面档案记录。

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她雇佣了一批年轻人，重新建立档案，并举办了阿富汗电影节。2019年是阿富汗建国100周年，电影协会就放映了一百部本土电影。卡米里说，她想要让阿富汗人知道，他们也有自己的电影艺术，只是被战争中断了。

即便经历了一次次归零，卡米里身上仿佛有一种不可摧毁的乐观，和一股巨大的能量。

生活中的卡米里乐观、爱笑

于是她一次次地鼓起勇气，一步步地创造历史——

直到今天，一切戛然而止。

2014年，卡米里刚刚回到阿富汗的时候，就曾被媒体问及：

你觉得未来还有没有可能再回到塔利班执政期那样，女孩被禁止上学、女性被排除在社会活动之外？

当时刚走出校园、踌躇满志的卡米里，是这样回答的：

我知道我这样想很乐观，但我不相信那段历史会在阿富汗重演。过去十年，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们，已经尝过了自由的滋味。当人们可以自由地坐在咖啡店里，可以聊时事看电影，人们不会轻易允许别人给自己再次戴上镣铐。

她做梦也想不到，七年后，这段历史还是重演了。

卡米里的求救信称，自从塔利班倒台后，已经有900多万女孩进入学校，但现在在短短几周内已有200万女孩被迫停学。

这个三十六岁、事业有成、心中有梦的女导演，仿佛在一夜之间，被人击碎了赖以生存的信仰。

她说她不再了解这个世界，她不能明白这种沉默。

她只知道，不会再有电影，更不会有女性电影；

她只知道，女人的噩梦已经开始，或许永远都不会结束。

对于阿富汗的女人们来说，前二十年靠血泪争取来的自由，即将成为历史，落满尘埃：

比如那支出道15年的布卡乐队：

布卡乐队（Burqa Band）取名于阿富汗女性的宗教服饰「布卡」。伊斯兰教条规定女性在公共场合只能露出眼睛，而麻袋一样的「布卡」就是为此服务的。

三位勇敢不羁的阿富汗女子乐手，把塔利班用来规训女性的布卡用作隐藏身份的手段、挑衅反叛的标志。她们一边被通缉，一边用音乐表达着自己最人性的渴望。

由鼓手Nargiz，贝斯手Zamina和主唱Lorna组成的第一支阿富汗独立女子乐队，活跃于社交媒体，真实身份鲜有人知，令塔利班焦头烂额。

比如那个专为女性服务的公益组织粉色班车：

100名女性被选中，成为专为女性乘客服务的司机，在女性开车被视为背德的卡布尔，冒着人身安全的风险驰骋在公路之上。

24岁的Razia是粉色班车女司机之一

这一切，还会再有吗？

虽然塔利班领导人承诺会保障女性权益，但许多专家都认为这大概率是一张空头支票。

塔利班领导人会见女性代表的视频中，依旧是男人与男人在对话。

塔利班信奉原教旨主义，禁止一切形式的娱乐。

著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小说《追风筝的人》里，塔利班当权时代是连放风筝都被全面禁止的。

原教旨主义的核心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由伊斯兰教条统治的国家，而伊斯兰教条下女性是没有任何自主权的。

而且，这届塔利班领导人基本和二十年前以虐待、屠杀女性著称的塔利班政权高度重叠。除非他们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很难想象这一次的塔利班上台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当外界还在为塔利班的承诺争辩时，许多年轻、受过教育的阿富汗女性，早已预判了自己的命运：

阿富汗女难民逃到德里机场，面对媒体提问时泣不成声，她说：「塔利班会杀了我们。」

阿富汗女生流泪自述的视频全网热转，她说：「没有人关心我们，我们会在历史中慢慢死亡。」

她们的绝望穿过屏幕，直逼人心。

她们和她们的母亲不同，她们受过教育，见过世界，可她们却仍然对即将到来的命运束手无策。

一位女大学生说：

周围的男人已经开始嘲笑女性们，嘲笑我们的恐惧。去穿上你们的布卡，一个男人说。这是你们还能上街抛头露面的最后的日子了，第二个男人说。我要在一天内把你们四个都娶了，第三个男人说。

英国《卫报》采访的这位女大学生，还说道：现在我必须烧毁我所有的成就。

她们走到今天，用了几十年。但倒退回原点，好像只在一瞬间。

因此，我们更应该警惕：就像卡米里所说，我们不能沉默。

我们要书写，要记录，要珍惜。

和平来之不易，性别议题的推进也是步履维艰。

只有持续地讨论、反思，我们才能在历史的洪流再次席卷而来之时，不忘却人性最本真的渴望，在自相残杀的号角声中，力挽狂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