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语课》电影解读：矛盾才是人性的本质

《波斯语课》是一部二战题材的电影，如同《辛德勒的名单》它的上映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与良好的口碑。从战争中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毋庸置疑，每一部优秀的战争片都应该包含着对于战争的反思(它固然可以是主题多元的，但是反思是其必要不充分条件)。对比两部电影都涉及到了人性的问题，只是两者的视角不同，而相比之下《波斯语课》的叙事性较强，格调上《波斯语课》中营造的悲剧色彩没有那么残忍，相较《辛德勒的名单》来说要平和，它是让观众选择性悲哀，它的重心似乎更倾向于讲述一个发生在二战时期的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悲哀是潜藏在故事之后的，观众可以选择只听故事而不去进行深入思考，也可以选择更加深入的思考悲剧的内核。而《辛德勒的名单》则是直接把残忍摆在观众面前，逼迫人直视它。

《波斯语课》主要讲述了二战期间，犹太人吉尔斯 被逮捕，并被送往德国的一个集中营。他谎称自己是波斯人保命，逃避了枪决。虽然这个谎言暂时拯救了他，但吉尔斯被德国军官科赫看中并要求教他波斯语。对波斯语一窍不通的吉尔斯只能凭空编出一门语言，他只能每天心惊胆战地编造“波斯语”单词求生。科赫对吉尔斯的袒护，在七百多天的集中营生活里，吉尔斯每一天都与死亡擦肩，他需要大量的新词汇来编造他的假波斯语，于是他通过改造集中营的囚犯姓名来生造出新的词汇。

(一)求生的力量

吉尔斯为了活，他编造出了一门语言，这是极其困难的，但是也正是这一点让我们见识到了人性求生欲的伟大，吉尔斯错误把“树”和“面包”的单词混用为一个，被军官察觉到了，认为他欺骗了他，将他暴打一顿后发去做苦力，吉尔斯不堪重负病倒了，昏迷之中他说的却是假波斯语，可见他清楚会波斯语才能挽救他，所以假波斯语融入其潜意识中，成为了一种本能，这一点让军官科勒确信了他是个波斯人。

(二)人性的矛盾

无论是军官科勒还是吉尔斯，二者的性格都是矛盾的，一开始吉尔斯为了活命可以不择手段，为了让军官确信自己是波斯人，他宁可编造出一种语言，而之后，为了报答意大利兄弟的恩情(集中营里来了一个真的波斯人，哥哥怕吉尔斯会暴露，所以杀了真的波斯人而他自己也因此被射杀)，把科勒留给他的活命机会(每当囚犯大部队转移——实际上就是处死囚犯时，科勒就会把吉尔斯安排到农场避难，而吉尔斯却把这个机会让给了意大利弟弟，为的是报恩)，这一点就是矛盾之处，之前可以为了生不顾一切，而现在也可以为了他人牺牲自己。

再看科勒，不成熟的人习惯于把人分为黑白两类，除了好人就是坏人，而真正成熟的思想还保有灰色地带。科勒在怀疑吉尔斯欺骗他的时候暴打他，在朝夕相处后渐渐信任他，会为他加餐，甚至在他自认为学会了波斯语后并没有过河拆桥，而是把他带出了集中营，看起来科勒并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也有自己的原则。

(三)平庸之恶

科勒这个角色是很耐人寻味的，我们从镜头语言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或许是由于导演把重点放到的“波斯语课”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角色的了解大多是通过他与吉尔斯的相处中，而吉尔斯于他而言是特别的，他对他与对其他囚犯不同，所以对于他残杀的一面或许是有所屏蔽 ，但是没有一个纳粹党的双手是干净的，面对那样惨绝人性的屠杀，袖手旁观也是有罪的，无论他是否只是一个准备餐饮的高官。

科勒曾与吉尔斯聊起自己的身世，他也是有温情的人，而不是无感情的杀人机器 ，他学习波斯语是为了在战争结束后去德黑兰找开饭店的哥哥，开餐馆才是科勒原初的梦想，所以他才会这样努力地学习波斯语。吉尔斯在闲聊中问科勒为什么要加入纳粹党，科勒说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

大约是鼓动的力量吧，人一旦失去了判断力，没有了对是非善恶的把握和自我反思的能力，就很容易被鼓动，受人利用，很显然科勒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平庸生恶。

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在汉娜·阿伦特所撰写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邪恶之强制性报告》中这样描述审判席上的纳粹党徒艾希曼，“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接受绞刑，他甚至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艾克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据此，汉娜·阿伦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阿伦特以艾希曼的行为方式来阐释现代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这种恶是不思考的，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恶是平庸的，因为你我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甚至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许有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这就是现代社会中、体制化之中个人平庸的恶的基本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