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在线」海样胸襟绵样情——毛泽东书信里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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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样胸襟绵样情

——毛泽东书信里的家国情怀

文 | 程更新

西苑出版社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管的中央级出版社，1993年成立于中南海。我的好朋友杨宪金是该社的主要创办人，是首任社长、总编辑。后来，杨宪金担任了中南海画册编辑委员会主任、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书艺研究分会副会长。

由于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杨宪金多年来收集整理了大量中南海的文献资料，编辑出版了大型精装画册《中南海珍藏书画集》、《中南海风光》、《毛泽东故居藏画》、《毛泽东手书真迹》等各类图书上百种。

杨宪金收集的毛泽东书信手迹达700多件，以线装本编辑出版。日前，他筹办了一次“毛泽东书信和书法文化研讨会”，我应他之邀前往参加。会后，老杨约我写一篇读毛泽东书信的文字，我一时踯躅。毛泽东的书信与他的诗词、论文、书法一样，博大精深，我本不敢轻易发话，奈何老友一再催促，只得斗胆一试。

书信，是一种应用文体，用于人们表达思想、传递信息、叙事状物。这种特定的文字形式，在我国存在已经千年以上。近现代，书信更是人们日常生活工作中须臾不可或缺的交流工具。由于书信影响深广，历来留下了诸如“鸿雁传书”、“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等许多与书信相关的精彩典故和美言佳句。

我们这一代人，都有过写书信的经历。就我本人而言，因为十几岁便远离家乡在外地上学，所以一直通过书信与家人联系；参军入伍，人在千里之外，更是离不开书信，收阅父亲的来信，成了我最开心的事。

到了如今的互联网时代，用笔墨写书信对于年轻人来说已经是一件陌生的事，就连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人也疏于写信，而被裹挟着用起了短信、博客、微信、语音、视频。

虽然作为一种交流工具的书信渐渐远离了我们，但它曾经的辉煌造就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却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其中，伟人、名人的书信，尤其受到青睐。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书信，其属性远比我们普通人的书信丰富，它以其独特的地位与价值，成为留给我们这个时代和后世的一笔宝贵精神遗产。毛泽东书信数量大，难以准确统计，仅是存世的书信手迹就有数百件之多。这些书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反映了他与党内同志、党外朋友、家人亲戚、旧雨新知的交往。不少书信论及重要的政治原则、理论观点、方针政策，以及党性修养、思想方法、工作经验。展观手迹，字里行间，渗透出毛泽东独特的个性、坚定的原则、缜密的工作作风、拳拳的亲情与友情。阅读这些泛黄的，甚至带有水渍印痕的文献档案，回溯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回溯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可以走近历史中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循着这些书信，我们不仅能够领略到伟人辉煌多彩的人生轨迹，而且可以通过它回放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图景。毛泽东书信表达的不是一般的儿女情长，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富于浓烈的家国情怀。

毛泽东书信的对象各不相同，他写信的身份也有多种：领袖、统帅、战友、文友、师长、同窗、学生、父亲、丈夫、乡亲等等。毛泽东书信涉及面十分广泛，内容也特别丰富。拜读毛泽东书信，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各种有益的营养，受到多方面的教育与启迪。

对此，我谨谈一点粗浅的感想。

为国计

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的一生都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无私奉献、不懈奋斗。所以，他书信的绝大部分都是涉及党、国家、军队、人民的大事，其中，用书信形式下达和发布的指示、命令、通令、公告、邀约等，占了很大成分。

毛主席为操劳国家大事，用书信与人沟通的事例比比皆是，其中一个典型例证就是他“一日写七信”。

日本侵略我国，为了救国救民，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张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因此开始谈判，然而，由于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干扰，谈判并不顺利。毛泽东亲自写信，与国民党政要和社会各界精英进行沟通。此外，中共还以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红军将领等名义向国民党等党派、团体、人士发出宣言、通电、公开信，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这些政治文件很多都蕴含着毛泽东的心血和智慧，相当部分就是他亲自书写的。

毛泽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11月26日给在直罗镇遭到惨败的国民党东北军第57军代理军长董英斌修书一封，痛陈东北沦丧的历史教训，提出与对方商洽东北军、红军互不攻击等约定。同年12月5日，毛泽东了解到杨虎城与第17路军的情况后，便以他和彭德怀的名义书信一封给杨虎城，促其与共产党采取联合行动。

自1935年末，我党对统战对象展开亲书攻势后，毛泽东的书信更加频繁，西安事变前形成了一波高峰。红军东征胜利后，毛泽东又分别致信阎锡山及其晋绥军部将，晓以统战抗日之民族大义。之后，毛泽东又分别致信杜斌丞、杨虎城，敦促对方明确表态。最令人惊叹感慨的是，毛泽东在一天之内分别致信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易礼容七人。情之切切，意之浓浓，跃然纸上。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固然是顺应时势之举，有其必然性，但毛泽东呕心沥血，日夜挥动他那如椽之笔，对国民党要员和各界人士进行说服、规劝所发挥的作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真乃一书抵得百万兵。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联合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界人士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商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和新中国建设大计。1949年6月19日，毛泽东给在上海的宋庆龄所写的一封邀请信，堪称是他以书信形式与要人商议国是的典范。这封信只有109个字，全文如下——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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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为大家所熟悉，影响面广。从表情达意和文字写作各方面看，堪称完美。虽然简约，却精炼明晰地说明了主旨，体现了诚意，表达了对宋庆龄的敬重之情。宋庆龄见信后，非常感动，欣然同意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随后，宋庆龄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此后数十年里，她以自己的威望与才华，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毛泽东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国家的振兴，呕心沥血，肝脑涂地，操碎了心。他给各界重要人士的大量书信，都是在商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大计，在中国革命、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树起了一座文化丰碑。

重亲情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华民族的旷世英雄，同时也是一个慈爱的父亲，温情的丈夫，真诚的朋友。

他和许许多多普通的父辈一样，疼爱子女，只不过他的爱子之心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不期望子女出人头地，飞黄腾达，却要求他们立志立德，成人成才，做一个有利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出色劳动者。

毛泽东给子女写的信，现在能见到的有28封，封封书信都饱含着为父的挚爱，字里行间充满着浓浓的亲情，处处显露出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细致入微的教导。书信内容所及大到理想、前途、事业、婚姻，小到身体状况、日常生活、人际关系。他对子女绝不居高临下，总是平等相待，言语轻松，不乏幽默，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毛泽东给儿子的第一封家书是1938年3月写给毛岸英、毛岸青兄弟的。那时，与父亲分别10年之久的毛岸英、毛岸青，托人从苏联带回信件和照片，毛泽东看后激动不已，当即复信。他写道：“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健康、愉快与进步！”这封信的落款竟然是“毛泽东”。父亲对儿子的舐犊之情跃然纸上，令人动容，而口吻的平和、平等，亲热、亲近，更是让人感叹。

如果说父子情深是人之常情的话，那他给儿媳刘思齐的信所表达的伶爱之情则显得尤为可敬。

岸英在朝鲜牺牲的消息传回后，毛泽东忍痛做了一个决定：为了让儿媳刘思齐安心完成学业，暂时不把消息告诉她，自己独自承受悲痛并担负起照顾她的责任。直到3年后的一天，刘思齐得知丈夫已经牺牲了，毛泽东对悲痛万分的儿媳说：“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

1955年，毛泽东决定送刘思齐去莫斯科大学深造。思齐出国前患感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临走前能见一见他。毛泽东马上给她写了一封回信。信写道：“思齐儿：信收到。患重感冒，好生休养，恢复体力，以利出国。如今日好些，望来此看；否则不要来。最要紧是争一口气，学成为国效力。祝好。——父字”。

1959年盛夏，刘思齐生了一场大病。此时，毛泽东正在主持庐山会议。当他得知刘思齐患病，紧张工作之余还抽空给她写了一封信。

1961年刘思齐30岁了，因思念岸英仍孤身一人。对此，毛泽东非常焦急，多次劝她再成立一个新家庭。6月13日，毛泽东提笔给刘思齐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为什么老劝不听呢？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毛泽东对刘思齐视同己出，爱玲之情溢于言表。

毛泽东给子女写信，既充满温情，又不乏严厉。在写给孩子们的家书中，他时时教育他们要树立远大志向，提醒他们不能有特权思想，发现问题的苗头，就严肃坦率地指出来。

他深知自己的孩子因为身份特殊，容易被娇宠，所以特别告诫他们不要因为被人恭维抬举就自以为是，一定要谦虚谨慎，脚踏实地。

他在给孩子的信中反复强调，要时刻注意身份和影响，不能有高干子女的优越思想，更不能搞特殊化，靠爸爸的影响去为自己谋利益。写到这里，很自然的让人联想起如今有些父母，目光短浅，为一时的私利，把子女带入歧途，最终害人害己害国家，与毛泽东这样的父辈相比，差距岂非在天地之间？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很疼爱小女儿李讷，可是却从不娇惯她。我曾多次到万寿路甲15号院看望过李讷，有一次她讲起了父亲给她写信的事。1963年新年伊始，李讷给父亲写信，信中谈到了学习《庄子·秋水》的感想，觉得自己有的地方就像鼠目寸光的河伯，并在信中作了自我批评。父亲给她复信说：“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了，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做河伯了，为你祝贺！”李讷说，这样的教导，让她终身难忘，终生受益。

爱是大爱，情是深情，毛泽东在给子女的家书中，处处体现着这样博大的胸怀与绵绵的情爱。

除了家人，毛泽东还不忘亲友，保持着与他们的书信往来。这些给亲友的信件，或嘘寒问暖，或回顾往昔，或以劝导、或以眷念、或以接济、或以慰问。内容透露着浓浓的亲情，但从来不为亲徇私，不为旧谋利。一方面，他在书信中鼓励亲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善生活。另一方面，他本着“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原则，用自己的稿费资助、接济亲友。如今，他与亲友的这些往来信件已成为宝贵的留存，经过时间的沉淀，历久弥香。

看着毛泽东重亲情而不徇私情的信件，我们无限感慨。对我们当今所有的领导干部来说，毛泽东就是是一个令人高山仰止的光辉榜样。而对于那些背叛党的宗旨，贪赃枉法，走向人民对立面的腐败分子，毛泽东就是一面照妖镜。

谈到书信交友，不得不提毛泽东与文友的书信往来。作为伟大的诗人、书法家，他用书信与周世钊、臧克家、齐白石等大师切磋唱和的故事成为人间美谈。书信文字不仅充满了友谊之情，而且漫溢着文雅之气，笔墨之香，显得尤为可贵。

系民生

人民领袖人民爱，人民领袖爱人民。从毛泽东与许多人民群众的书信交往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个事实。

1950年10月11日，毛泽东给时任湖南省主席王首道所写的信，是人民领袖关心百姓的一个生动事例。

事情的缘由是，毛泽东在一次家宴上向湖南一师校长周世钊打听起张干来。在座的还有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等人。他听说张干一直在教书，当时很受感动，说：“张干这个人很有能力，30多岁就当了一师校长，不简单，原来我估计他要向上爬，结果没有。解放前吃粉笔灰，解放后还吃粉笔灰，难能可贵！”周世钊接着把张家的生活窘况和愁苦心境一一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感慨系之，不假思索地说：“对张干应该照顾，应该照顾！”

随后，毛泽东给王首道写信，说：“张次岑（张干别号）、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在均70多岁，一生教书，未做坏事。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省政府每月给津贴米若干，供资养老……并请派人向两先生予以慰问。”于是，1200斤救济米和人民币50万元（旧币）送到了张干家中。

要知道，这个张干就是当年毛泽东带头发起的“驱张运动”当事人。如今，学生成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心里还想着一个教书先生。张干感激异常，夜不成寐。灯下，握笔含泪给毛主席写信。“润之吾弟主席惠鉴：敬启者，……深感吾弟关怀干的生活，（弟）经国万机，不遗在远，其感激曷（he）可言喻？”接信第二天，毛泽东就亲自给张干回了信，表示对他的生活困难“极为系念”。张干欢欣鼓舞，以他的学生中出了这样一位伟人而高兴。1951年秋，张干还应毛主席之邀到北京，在中南海一起吃饭。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文革期间发生的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毛泽东主席给乡村教师李庆霖的回信。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到由王海容转交的一封人民来信，读到悲凉处，毛泽东的双眼慢慢红起来，泪水潸然而下。

写信的人是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的一名小学教师，叫李庆霖。1972年的一天，他冒昧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不但寄予深切的同情和关心，还亲自给李庆霖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给一个乡村教师回信，很快在当地乃至全国传为美谈。毛泽东的回信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的一个契机。

据当年采访过李庆霖的记者记述，李庆霖当时接到毛主席复信后，读了一遍又一遍，泪流满面，他不敢相信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第二天傍晚，李庆霖才从激动中清醒过来，来到莆田县县委大院，将毛主席的回信给县委书记看。当几天后李庆霖又收到毛主席寄给来的300元钱时，邻居们闻讯来到李家，争相抚摸着装钱的大红绸包，分享着人民领袖给普通群众带来的关怀和幸福。

岁月轮回，李庆霖的命运后来又经历了复杂的转折，那是后事。我们铭记在心的，是伟大领袖对人民群众一片无微不至的关怀之情。

毛泽东为关心民众疾苦而奋笔疾书的事，是他的一贯作风，由来已久。早在解放战争期间，人民群众政治热情高涨，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的来信越来越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49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党第一个处理群众来信的正式机构——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日理万机，但仍然亲自处理群众来信。据不完全统计，仅1950年5月上旬，他就亲自回复了近80封信，其中5月7日一天就回了18封。请注意：一个日理万机的共和国领袖，一天回复18封群众来信，这是何等殷切的爱民之心啊，古今中外还有二例吗？

1950年，11月29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前身即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向毛泽东报告了各地处理群众来信的工作情况，提出了各中央局、省委、地委设立处理信件的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的建议。第二天，毛泽东就代中央亲笔起草了工作指示：“我们同意报告中所提意见，请你们对群众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对此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的机关和个人，应改正此种不正确态度，望加检讨，并盼电复。”主席用自己的言行为全党做出了表率。

从此，在毛泽东的倡导和亲自垂范下，党中央便将领导同志个人通过书信渠道来关注民生，逐渐制度化、专业化、规范化。

1951年1至3月，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就收到和处理了近两万封群众来信。5月16日，毛泽东在秘书室《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的报告》上作了长段批示，把处理群众来信提到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的高度，强调指出“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毛泽东的这个重要认识，成为了以后党和政府对待群众来信的一个根本原则。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各级党政领导同志重视群众来信，为人民群众解决了大批实际问题。

书信，这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字形式，在毛泽东手下竟成了一宗出神入化的武器，为国之强盛，民之福祉，发挥了神奇的作用。

不是所有的文字都是文化，不是所有书信都能留存传世。诗圣杜甫有句：“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毛泽东书信和它的主人，就是万古长流的江河，就是高耸云天的山峰，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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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百将文化艺术中心昕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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