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大志向：扫除一切害人虫

词条里解释“害人虫”：一是于人有害的虫类；二是比喻干坏事的人。

　　1963年1月8日，毛主席将所作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书赠一位身边工作人员，词曰：“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主席在词作中要扫除的“害人虫”，在毛主席诗词鉴赏类书籍注释及人们的理解中都指向词条中的第二条“比喻干坏事的人”，特指苏联赫鲁晓夫之流，这可能有失偏颇。根据后来毛主席对诗词的解释，“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虫子怕秋冬，我们展开了进攻，形势变化很快，那时是”百丈冰”，现在已是“四海翻 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了。你要慢，我就要快，反其道而行之，我要马上见高低，争个明白。从毛主席的解释看，诗词的写作背景无疑是与苏联的分歧，但“害人虫”则是一种泛指。

看当时的历史背景，虽然跟赫鲁晓夫展开了论战，但在形式上还不是那种彻底撕破脸皮式的，例如毛主席在词赠工作人员的当天，还同周总理谈话，说：“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暂不发表，待赫鲁晓夫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发言后，连同他在最高苏维埃会上的发言一并答复。”

在审阅与苏联论战的文章时还表示：“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商量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

在1963年2月23日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时还说：“我们现在来好好地团结起来，好好地把分歧问题来解决一下，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不能解决的拖一拖，把现在这一种僵局搞活跃一点。”

这些都说明，毛主席还是不赞同与赫鲁晓夫彻底决裂的，还是想争取向着团结的方向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不太可能把赫鲁晓夫比喻成“苍蝇”，比喻成“害人虫”。再说，毛主席明明在词里说“扫除一切害人虫”，是“一切”，怎么会特指赫鲁晓夫呢?

　　毛主席诗词里的“害人虫”，应该是包括那些害人的自然虫类，这样也不会削弱诗词表达的意义。

　　在毛主席的诗词文章以及社会实践中，屡屡提及“害虫”。

　　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写了一首咏蛙的词：“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1942年5月23日，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那些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鼓舞人民的勇气和信心的人形容为：“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1943年7月12日，他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中怒斥国民党指示汉奸文人张涤非发表解散共产党的电文：“我们的亲爱的国民党先生们，你们指示张涤非写电文时，何以对于这样许多像瘟疫一样、像臭虫一样、像狗屎一样的所谓‘主义’，连一个附笔或一个但书也没有呢?难道在你们看来，一切这些反革命的东西，都是完好无缺，十全十美，惟独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破产’干净了的吗?”

1952年1 月 4 日 晨五时，他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将文中"像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则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宽恕的了。对于这样变质的分子，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一段中的"变质的分子"，改为了"叛徒和毒虫"。

　　对于那些真实的自然的害虫，毛主席也是必除之而后快。

　　1945年4月24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在中国解放区，敌人的摧残是异常严重的；水、旱、虫灾，也时常发生。但是，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全体人民，有组织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各种困难，灭蝗、治水、救灾的伟大群众运动，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使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

　　1953年9月16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沈钧儒将无锡血吸虫病防治所沈瑜撰写的有关南方血吸虫病的汇报材料附函寄呈毛主席，毛主席随即致信沈钧儒：“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

1958年，血吸虫病流行区江西余江县率先全面消灭血吸虫病，创造了世界血吸虫病防治史上的奇迹。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的长篇报道，正在杭州视察的毛主席激动不已，写下了著名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一曰：“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华佗也拿它没有办法的“小虫”，被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大众“照天烧”了，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他在《送瘟神》所写的后记中说：“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

　　为了清除“害人虫”，毛主席还提出“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并要求“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为户人家。”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毛主席“除虫”思想的指导下，害虫们一个接一个被扫除了，瘟神一个个走路了。

　　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他的著作《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中对毛主席时代的“除虫”工作大加赞赏，他说：

“自从1949年后的新中国，在消灭和控制旧中国流行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方面、在建立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全国医疗系统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为了提高环境卫生和公众卫生的水平，开展了以预防医疗为主的群众运动，不久，政府就自豪地宣布说，新中国已经消灭了天花、霍乱、斑疹伤寒、鼠疫、麻风以及性病和吸毒等。结核病和大多寄生虫病也被限制在了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国家花了大量资金用于医疗培训和修建医院，过去这些事情主要依赖于外国的慈善机构。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49年到1957年间，建立了800座西医医院，病床从30万个增加到90万个。受过现代西医培训的医生数量由1949年的4万人增加到1965年的15万人，还有17万护理人员。……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医疗事业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惊人的。”

　　我曾在一个旧书摊上买过一本叫作《疟疾防治手册》的小册子，编印者是胶南县卫生防疫站(今青岛西海岸新区)，编印日期为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小册子里除了介绍了预防疟疾的相关事项，还辑录了一首《预防疟疾歌》：“疟疾也叫发‘脾寒’，原虫就是病根源;神鬼食水是骗人，蚊子咬人把病传。党和政府关心咱，治疗疟疾不要钱。若是得了疟疾病，赶快去找卫生员，按时吃足八次药，防止以后病再犯;讲好卫生灭了蚊，保证不得疟疾病。全党全民组织起，积极防治莫迟疑;男女老少身体健，搞好生产保丰年。”这首歌是毛主席那个时代的人民“除虫”的真实写照吧。

　　“扫除一切害人虫”是毛主席为中国人民做出的伟大功绩，在当时害虫肆虐的历史背景下，“除虫”方为大问题，是毛主席要解决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因此，他在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这首词的时候，一定也是浮想连篇，他一定想到了人民群众“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大战血吸虫的场景，也一定想到了人民群众万众一心灭“四害”大搞爱国卫生运动的场景，当然，他也会想到那些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盗骗、偷工减料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他还会想到那些对中国围困封锁的帝国主义，当然也会想到那一心想走资本主义的赫鲁晓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