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相声的小伙伴们都知道，相声本分两派：京派“帅”、津派“怪”。但是还有一派，就是西北派的“迈”(豪迈)。而“迈”的代表人物就是被誉为西安相声鼻祖的张玉堂。

张玉堂，原名张阔旺，艺名张烧鸡，祖籍天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玉堂等一批京津一带曲艺艺人陆续内迁来到西安，在民乐园、游艺市场间往来演出。

张玉堂本是说评书的， 来西安后一次他说拿手段子《李永春归天》连说六段，精疲力竭，大口吐血，落下重症，从此再也难以承受大段评书之劳累，为了生计改说相声。

外号“张烧鸡”

那时候，说相声有随手打头的陋习，起先用钱板子，继而是扫帚，最后演变为用湿粗布毛巾打。而且是边说边打，以打在头上脆响来取悦听众。艺人们为了生活，一个个只好硬着头皮忍痛挨打。人们无可奈何地说，这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玉堂改行不久，又因劳累过度而嗓音失润，说起相声来常常是伸着脖子，非常吃力。瘦弱的身体，长长的脖子，没精打采，活像一只烧鸡。于是，无聊者给他起了个外号“张烧鸡”。为了吸引观众，对这个明显蔑视性的称呼，张玉堂不仅不予抗争，反而是笑脸相迎，甚至连预告节目的海报上也以“张烧鸡”署名。久而久之，这“张烧鸡”便成了他的艺名，知其张玉堂大名者则慢慢少了起来。

张玉堂与侯宝林

奔赴朝鲜

1950年西安市文教局和市文联在易俗社办了两期文艺讲习会，张玉堂积极参加。西安市曲艺改进会成立后，他是第一批会员。1951年，他随中央慰问团赴革命圣地延安为老区人民演出。1952年，又深入天兰铁路工地慰问筑路大军。1953年，张玉堂和赵文增代表陕西曲艺界奔赴朝鲜，进行抗美援朝演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53年，从朝鲜回国后，在西安平安市场，如今的钟楼电影院前身，改进相声社中进行演出。1955年，以张玉堂为首的二十多位艺人，成立了西安市实验曲艺团。进行说新唱新，创作并演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相声作品。

“阔兴书社”

陕西人爱听书，四位评书艺人“三张加一李”——以说《三国》见长的张玉贵的“玉贵书社”；以说《三侠五义》见长的张玉堂之兄张阔兴的“阔兴书社”；说《西游记》最拿手的张评益的“坪益书社”和同样擅长说《三侠五义》的李玉贤的“玉贤社”——在西安最火爆。

当时京津等地出现“怯相声热”。“怯”的本义是北京人对外地口音的贬称，谓之“怯口”，又引申为内行人对外行人、城里人对农村人的蔑视与不屑，谓之“怯货”“大怯勺”。当时“怯相声”火爆，连《绕口令》这样多年用正口表演的段子，都改用了“怯口”。经常上演的节目有《怯算命》《怯讲究》《怯治病》《怯教书》《怯当行》等，还有根据《怯文话》整理的两段《转文》；根据《怯讲演》整理出来的《家务事》。

“怯相声”正是张玉堂的强项。在这些“怯相声”中，《怯算命》行内称《怯念儿》，俗称 《瞎子算卦》。时至今日流传的版本，就是由张玉堂根据德寿山的“单弦拆唱脚本”移植整理而来的。

津门拜师

按江湖规矩，说相声必须有师承。张玉堂已经成名了，但是人在西安，不知道该拜谁为师。所以他专门回了趟天津，当时已故的名家焦寿海的徒弟杨少奎和张玉堂关系不错，也很欣赏张玉堂的艺术，所以由他出面代拉师弟，正式拜焦寿海为师。与张玉堂同时拜入焦寿海门下的，是快板书大师李润杰。

焦寿海的大徒弟赵佩茹，要收师弟李洁尘的儿子、11岁的李伯祥为徒，在天津群英戏院举行了正式拜师仪式。主持仪式的是一位负责文艺工作的进城干部，破除旧习，没按老规矩来，徒弟也没给师父磕头。不久之后，又举行了一次拜师仪式，又照老规矩“摆知”，李伯祥还是磕了头。

就在这个仪式上，张玉堂也同时成为焦寿海门下弟子，排在宝字辈，与赵佩茹、刘奎珍、李洁尘、李润杰等人是师兄弟。

拜师仪式后，张玉堂又回到了西安。1950年，他发起成立了西安市第四区曲艺联谊会，随后改为西安市第四区曲艺队。随着西安第四区改为新城区，这支曲艺队也改名为新城区曲艺队，演出相声、评书、杂耍等节目。

与时俱进

张玉堂经历了相声由旧到新的时代，在社会巨变之下，他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我和新旧相声》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艺人们在不同时代内心的变化——

“我是一个说相声的艺人，现在谈一谈我对相声这一文艺形式的认识。过去，说相声上园子叫‘买卖’，节目叫‘玩意’，观众叫‘捧场的’，肯花钱的听众叫‘好座’。每一天说的节目，也不管内容是什么，只知道把人逗笑了就得意非凡。为了迎合一般小市民的低级趣味，把自己的父母妻子随意取笑，还有说一些低级趣味的，骂街越骂得技巧好就越受别人的欢迎。结果，人家给我们起了个外号叫‘骂大会’的，‘哄闲传’的，管我们叫江湖人。我们自己也认为自己是江湖生意人，每一次只是醉生梦死，不知道自己一辈子是怎么回事，最可怜的是自己还说：‘流落江湖内，俱是命薄人。’把一切苦难的原因都推之于命运。”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张玉堂开始说新相声。一开始观众并不买账，他发现，主要原因一是因为观众对新词不如旧词熟悉，但主要还是因为自己对新词不熟。所以打起精神认真表演，说旧词使五分劲，说新词时就使十一分精神，在表演时，尽力补充细节，增加笑料包袱儿，克服了新段子的缺点。时间一长，观众听的次数多了，演员表演也熟了，慢慢人们就开始欢迎新段子了。

苗阜和王声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张玉堂可以说是陕西相声的“开山祖”。 2013年9月14日，苗阜、王声的“青曲社”在西安易俗大剧院举办了《纪念张玉堂先生专场演出》。

参考文章：《半个世纪话变迁：从国民市场到人民市场》，西安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