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为什么不论老少都喜欢称呼女性为“姐姐”?

天津只有大姐,没有小妹。

会生孩儿先生女

多子女时代,天津有句老话,会生孩儿先生女。可见在天津人心里女儿的重要。

农村人则不同,他们的生育观念,是要先生儿子。长子对于农耕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男孩儿长到五六岁,就要下地干活,春耕踩田埂,冬天拉个小“辊子”压压麦苗。

城市里没有男孩儿干的活,男孩儿只会淘气,女孩儿则不同了,女孩儿可以帮助妈妈收拾房子,有了弟弟,女孩儿就是保姆,妈妈忙家务活,弟弟就交由姐姐带了。能跟弟弟一起玩,哄着弟弟不哭的就是好姐姐;当然妈妈也赋予了特权,弟弟如不听话,可以打一巴掌。妈妈还嘱咐弟弟,要听姐姐话。

这就能看出女性在天津人生活中的位置了,所以也造就了天津女性的自尊。天津人称女孩儿为大姐,就是在还不到姐姐的年龄,称妹妹,也要称大妹子。天津不兴称小妹,家里父母溺爱小女儿,可以唤小妹,到了公共场合,不兴称小妹,要称大妹子。过去在工厂劳动,常常听见女工呼唤:“大妹子,把什么东西拿过来。”亲切而又得体。男性师傅唤徒弟,熟了,也可以唤大妹子,但绝对不许唤小妹,唤小妹,人家要生气,那是很尴尬的事情。

天津女性不欣赏“小”字,如今动不动就称“小姐”,这在过去是不允许的,女性可以称姐,但一定要称大姐。走在路上,对面过来一位姑娘,迎上去,大姐问您一下路。换成小姐,现在行,过去说你不怀好意,拿白眼珠子夹你,活该。

旧日走街串巷做生意,看见有女性出来买菜,一律称大姑:“大姑,您要点嘛?”明明看上去只有十几岁,也是大姑。女性之间玩笑,“我的大姑奶奶”,表示这位女子不好侍候,要是说“我的小姑奶奶”,就略有微词了。


天津,平民城市,家庭格局,老爹老妈,在家养老,吃闲饭,什么事也不管。老爹只要每天晚上有壶酒,老妈只要有件老棉袄,就是享福。男人出去挣钱养家,女人料理家务,大闺女是妈妈的帮手。男孩儿,混球一个,大街上跑,跑饿了,回家啃块饽饽。


女儿渐渐长大,权力积累,介入的事情越来越多,下面弟弟妹妹,都听大姐支使;穿衣吃饭也是大姐安排,家境不好,吃饭有定量,大姐负责分份儿,谁也不许争执。家境富裕的人家,大姐安排一切,给母亲做参谋,所以,一家之中,大姐是最不能得罪的关键人物。


不光是管着弟弟妹妹,大闺女还有权力参与家政。小说《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北京人,有权利数落老爹,敢和老爹翻脸,敢拍桌子:“你做的那些好事,别以为我不知道。”吓得老爹不敢吭声。天津大姐,没有虎妞的气势,斯斯文文,也有发言权。老爹在外面有了什么不良行为,老伴儿不能说,老伴儿说,老爹敢犯混,由大闺女说,老爹不敢“翻呲”。


农业人口,重男轻女,城市家庭,女权主义。有钱人家,女儿尊贵,自视身价千金,娇生惯养;平民家庭,大姐当家。做生意开夫妻店,父母在外经营生意,家里交给大闺女料理,保证头头是道,没出嫁就学习当家。双职工时代,父母上班,大姐下学,烧饭烧菜,虽未必可口,至少进门吃饭,并且于家务劳动中培养了自信,结婚后也一言九鼎。在天津,“气管炎”之所以是顽症,此中颇有道理。


平民家庭,女孩儿的社会接触是从买油买醋开始的,双职工家庭,女孩儿放学回来,发现家里没有油了,立即找出油票,算好钱,跑到副食店去买油,路上如果看见卖葱的,比店里便宜,还可以买捆葱回来,而且要挑好的,葱白壮的。点点滴滴,练就了一身本事,结婚成家,婆母面前,一把好手,再加上自己有工作、有收入,婆婆早就撂一边儿去了。


自幼接触社会,遇事不怵,多高的衙门口,也敢进,拿得起,放得下,舍得脸。改革开放初期,滨江道摆摊,女店主吆喝,比男店主嗓门大;男店主个个坐在摊前,姜太公钓钱,愿者上钩。女店主,大嗓门喊叫:“出口转内销啦!”生意绝对火。不相信,就是现在你去逛滨江道,满街还是就只听见女人吆喝,男人都坐在摊前打焉儿。听着那个痛快呀,十足的天津气派。


摘自《其实你不懂天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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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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