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刻让你觉得世人皆苦？

我小时候见过《1942》里那种逃荒场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那是八十年代的事儿，我最多七八岁，早就忘个干净，长大后看见“逃荒”这俩字也没什么触动，后来社会日新月异，自己也产生错觉，逃荒这种事属于古老传说，老辈人才经历过的事儿。

直到有一天亲戚聚会，我妈和几个姨从年轻人浪费食物聊起来，聊到逃荒，聊到《1942》，我妈忽然说，你忘了，你小时候也见过逃荒。

我都蒙了，一头雾水，楞了好半天——我小时候？

他们七嘴八舌，补充各种细节，我听着听着，突然脑袋里有个记忆闸门哗一下开了，我靠，还真是，我小时候见过活生生的逃荒。

那一刻觉得时空扭转，无比荒谬，感觉自己像.......一条橡皮筋，一头见证过“逃荒”代表着的破旧落后时代，一头却身处连肥肉都嫌恶心的超新时代........很难形容，脑子挨了一锤子一样，特别割裂，记忆和现实冲突，特别混乱。

大概世界上很少国家的人，能像中国人一样，在短短几十年里亲眼见证和体会过，那种无比剧烈的时代变化和社会变迁，幼年尚沧海，成年已桑田，白驹过隙一刹那，社会旧貌换新颜，特有历史沧桑感，回忆过去跟回忆上辈子似的，隔着块毛玻璃。

一个人讨饭叫乞丐，一群人讨饭叫逃荒。

我见的就是逃荒。

一夜之间，几百个外乡人突然出现在我们村里，扶老携幼，男人提着一个打补丁的布口袋，挨家挨户讨食，不拘是白面馍馍，还是黄面窝窝，还是玉米面饼子，干枣花生，梨子苹果，小米芝麻，核桃绿豆.......都行，不挑，你给什么他要什么。

他们一上门，脸上挤出一丝笑，先用浓重的河南话说明来意，家里遭灾了，没办法，只好上山来你们这儿逃荒讨饭吃，有吃的就给一口，没有就算。

收了东西，他们集体点点头，道声谢，也不会过分卑躬屈膝，掉头再去下一家。

他们有几不要：

一不要钱。

我们这儿是矿区，虽说八十年代都不富裕，但家家户户基本都有点活钱，几毛几块总能掏出来，但他们一概不要。

现在我分析，应该是怕麻烦，本身来逃荒，手里有了钱，容易遭人惦记，遭偷遭抢，再说拿钱去市场买东西，容易引发误会，怀疑钱来路不正，好像那时候的市场商店大多还都是国营单位。

二不要新鲜蔬菜，萝卜土豆西红柿可以，家里腌的咸菜疙瘩和大酱也可以，其他菜一般不要。

因为需要清洗加工，会牵扯到去村民家多挑水，会牵扯到柴火，牵扯到拿我们村几块砖头垒个灶，牵扯到油盐酱醋，很麻烦。

这麻烦不止是“做”的麻烦，无论水、柴火、砖头又或者油盐酱醋，都要找我们讨要，遭人嫌弃不说，还会落下“你们是逃荒还是享受”的质疑，一不小心就会引来纠纷，这才是他们必须要避免的麻烦。

三不要新衣新布新鞋，只要破衣烂衫旧棉袄，以及碎布头，大一点的旧布料都不敢要。

我记得他们穿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不算很干净，有点脏（毕竟走了三百多里），但绝对不是那种恶心的脏，人肯定蓬头垢面，胡子拉碴，但神情还好，脸上只有哀苦，没有麻木，眼神里还有一点光和希望。

鞋子都是布鞋，应该是自己做的，前面顶破了，露着黑乎乎的大脚趾头。

衣衫褴褛这个词我学过，但见到他们才明白“褴褛”啥意思，有些男女裤子的小腿部分是一条一缕，破门帘一样。

四不进门不进院。

我记得有一家人来我家要饭，我爹紧着往里让，让他们进门，哪怕在院子里坐坐，喝点茶，再给他们做口热乎饭，他们一家几口就是摇头不肯，只站在院门口，要一点馍馍窝头就行。

最后被我爹让的没办法，当家人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给碗水喝，缸里的井水就行。

我父母给他们端来几碗凉白开，我妈还特意放了点白糖，他们喝了第一口就很慌张局促，觉得给主人家添了麻烦，连连道谢，也没喝完，剩最后几口特意把碗晃荡着，让水涮了碗口他们喝过的地方，才还给我们。

等他们走后，村里干部挨家挨户通知两件事，一是把自家的狗拴好，最好拴在院子里，别放狗在街上乱晃，容易咬伤他们，也会让他们对进村产生恐惧，二是每家都出几捆玉米和小麦秸秆，统一送到村前的晾晒场。

晾晒场占地挺大，地面经过夯实也比较坚硬，村里组织人手，运来不少手臂粗细的木棍树干，两个村的男人一起动手，架起来拿麻绳一绑，成一个简单的人字形框架，两个框架用横梁连起来，再把玉米秸秆靠上去，就变成了一个个两头通风的简易窝棚，里面用小麦秸秆一铺，那几百人就在这儿安家。

对，他们逃荒不是流动的，是固定留在我们村，算是对口援助。

我小时候经常有乞丐来村里讨饭，比现在多多了，并没有觉得什么稀奇，无非讨饭的人多一点而已。

直到被我妈提醒，从长辈那儿才知道整件事的前因后果。

那一年黄河北岸的河南几县市发生了一场区域性旱灾，粮食绝收，老百姓没办法，活不下去，只好按照古老传统，纷纷离开家乡，北上来我们山西逃荒讨活路。

一开始，还是零零散散，只有那些家里有老人，经历过灾荒年的，有经验，一看当时的天气状况，心里有数，必须提前出去逃荒，不然等到灾荒严重的时候，再走就来不及了，肯定会死人。

据说一开始，当地各级政府还阻拦了一阵，市里通知到县乡镇村，禁止他们出门逃荒，怕给当地抹黑。

一直到灾荒越来越严重，当年绝产已成定局，阻拦失去意义，再阻拦后面肯定会死人，而且死的不会少。

没办法才开了口子，允许大家出门找活路，但必须有组织有计划有序进行，于是，当地政府跟我们这边几个县市政府协商协调，将对口援助的政治任务分发下来。

简单说，就是一个乡对口接待一个乡，一个村对口接待一个村，把逃荒这种失序行为，变成有序行为。

这就是他们住在晾晒场，而不是到处流窜的原因。

也就是说，他们的逃荒背后是政府组织的集体行为，由村长带头挂帅，各小组长为骨干，都统一带着上级政府开的介绍信和情况说明，村长带着多少村民出来逃荒，也要一个不差囫囵带回去。

这表现在他们的逃荒行为里，就有明显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跟《1942》里的混乱无序大相径庭，也没有电影里那么惨。

我印象中，一直是我们村负责他们的食物供给。

他们每天提着布口袋挨家挨户乞食，就像分片包干一样，把我们村分成几片，每一片对应着一组人，这组人只去这一片讨食，决不允许乱窜乱讨，影响村里秩序。

而且不管从这一片讨到多少食物，够不够吃，都不允许同一天再去讨第二遍，只能隔天去。

实际上，长辈们说，我们只养活了他们半个月，其他村听到消息，也纷纷前来联系，让他们分出几组人到他们村驻扎就食，这样，既减轻了我们村的负担，他们也能获得更多的食物，不要可着一头羊薅。

他们也同意了，每天分出固定几组人去其他村，留几组人固定在我们村，只是晚上必须统一回来我们村居住。

有一天傍晚我好奇，去他们的窝棚区看过，不杂乱也不脏，一切井然有序，井井有条，窝棚前后挂着小小的布帘子，老人们坐在窝棚前，做针线活，缝补衣裳鞋子，小孩们光着屁股打打闹闹，壮年们纷纷背着布口袋回来，有人专门分发食物。

我们村贡献了一口大锅和一些干柴，他们烧一锅开水，或者用小锅熬煮一点小米粥，给老人、病人和孕妇。

其他人则捧着窝头馍馍，就着开水咸菜，边吃边聊，也还好，总体悲而不惨。

我好像还记得碰见个十来岁的小姐姐，捡了一抱细柴回来，看见我这个本地男孩，吓得赶紧扔了，非常慌张，现在想想，柴火是农村重要的生存资源，她可能觉得不告而取，动了我们本地的蛋糕，可能会引来麻烦。

她一扔把我也吓一跳，赶紧掉头就跑。

自从他们来了之后，村干部反复叮嘱，让村里人该干嘛干嘛，没事尽量不要去窝棚区，不要打扰和干扰他们，更不许有人欺负。

现在想想，这是一种尊重。

换了我是个逃荒灾民，老看见当地男人来窝棚区晃悠，心里肯定跟着不安，怀疑丫是不是来趁机欺负女人。就算老头老太太来，潜意识也觉得他们居心不良，想琢磨点啥，占啥便宜，想拐个儿媳妇或小孩回去。

就像一个人无缘无故跑超市去，到处浏览，他肯定是需要什么，想要什么。

那会儿早就分地到户了，村里仓库的物资也并没有多少，最多只能大喇叭喊一下，号召大家捐点衣服铺盖什么，拿不出更多的东西，尤其是食物。

所以，他们要想吃饱，还是要靠自己每天或隔天上门讨食。

我爷爷穷人出身，平生特别节俭，但这次灾民来了，老汉表现的比平时大方，一个劲让我妈把家里攒的旧布料都收拾收拾，拿出来捐给他们，把积攒的牛皮袋、编织袋和油布给他们送去，苫盖在秸秆外面，以防止下雨。

不止是我爷爷，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一改平日的吝啬，有的每天蒸一大锅窝头，有的炖一大锅菜，有的熬稀粥，有的煮绿豆汤，做好了给他们送去。

同时一再严厉叮嘱家里人，尤其是年轻人，禁止到窝棚区晃荡，路上碰见了灾民，也不允许肆意玩笑，指指点点，更不允许羞辱叱骂。

叮嘱完，总要长叹一声，“讲讲古”，翻出老黄历，说起古老往事，光绪多少年，山西大灾荒（丁戊奇荒），家里老辈饿死多少，如何如何惨，或者是，咱家原来是河南的，山东的，某某年家乡灾荒，老辈带着全家来山西讨活路，如何如何惨。

最后总要来一句，今天是他们来逃荒，说不好哪一天就轮到咱们家去逃荒了，到他们门口求施舍。

言外之意，人要讲个将心比心。

所以那一段时间里，两村相安无事，并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唯一的一次“冲突”，是某个灾民上门讨食时，这家小伙嫌他们天天来，心里不耐烦，把吃剩的半个馍馍随手一抛，隔着老远，扔进了灾民的布口袋。

这动作有巨大的羞辱性，跟喂狗差不多。

家里老人大怒，抄起扁担追着他满院子乱窜，最后追到街上，结结实实揍一顿，押着他给人低头认错，这才罢休。

这事惊动了村里，专门拿他当典型，大喇叭里点名批评，也算一夜成名，据说这个污点还影响了他后来找媳妇，都说他“人差劲的连逃荒的都容不得”，这在农村是个很重的道德罪名。

老人的话说，人但凡能将就活下去，绝不会出门逃荒乞食，是老天不给人活路，没办法，万般无奈，这不是人的错，生死面前，没法顾脸面。

你可以不给，可以给的食物差一点，但既然要给，就一定正正经经给，绝不能甩脸色，不能说难听话，不能羞臊寒碜，要拿人当人。

他们住了一个月就走了，我一直以为他们就此返回家乡了，其实并没有，八十年代嘛，都不富裕，上级政府不断调剂，让他们再到另外一个乡就食，如此辗转轮换，他们实际上在我们本地呆了五六个月，快开春的时候才集体返乡备耕。

还有个我后来知道的事儿，灾民们实际上在我们村留下了三个人，两个十七八的大姑娘和一个带着孩子的小寡妇。

回到老家也是嫁人，看我们本地相对还算富庶，正好女孩年龄也到了，如果有合适的人家，也可以嫁过去，不管怎样，能吃饱饿不死，也算给她们找了条活路。

据我妈说，她们这一来就是二十多年没回去，农村嘛，地里活多，家里事多，加上孩子拖累，她们一直顾不上回去探望，哪怕家乡离我们这儿其实才三百多里。

也就是后来日子都好了点，才和亲人建立了书信往来，但最多也就是给家寄点钱和物。

直到2010年前后，她们才抽空带着孩子回了趟娘家，算是有了往来。当然，现在两边条件更好了，每年能开着车回去，或者娘家开车来这儿转一圈，来往才算频繁。

我妈说，在她们三个面前，最好不要提灾荒年那些事，一提起来她们就不行了，眼泪刷刷流，控制不住，捶胸擂地，放声嚎啕，哭的让人心碎。

她们来的时候，一路跋山涉水，路上基本逮着什么吃什么，各种虫，各种蛹，各种鸟，各种草，所过之处跟遭了蝗灾一样。

晚上露宿野外，迷迷糊糊感觉有虫子爬身上，第一反应是抓住它塞嘴里，嚼两口咕咚一咽继续睡。

一路上最怕下雨，从平原进了太行山区，一下雨无处躲，去树底下容易挨雷劈，几百人只能挤在一起，默默坐在大雨里挨浇，肚子里空空荡荡，冻的哆哆嗦嗦，一场雨半小时，感觉比十年都长。

有时候，干粮袋没保护好，一见水，整袋干粮就泡成浓汤，只能赶紧分下去，一人一捧，就着雨水狼吞虎咽。

刚开始逃荒那几天，还觉得丢人害臊，等走啊走，饿啊饿，灌一肚子水，尿急了就地蹲下解决，尿完提起裤子继续走，只要管饭，晚上有个土炕睡，让她嫁个瘸子瞎子罗锅，哪怕傻子都行。

逃荒逃荒，越逃越慌，完全不知道明天在哪儿，心里弥漫着无边无际的恐慌，哪怕连着吃三天饱饭也不管用，因为不知道第四天的饭在哪儿，能不能吃得上。

其中一个婶婶说，她十八岁之前没穿过一件整衣，不是长了短了就是漏窟窿打补丁。

有天她跟着爹去我们村一家讨食，裤脚褴褛就算了，裤子上面还磨破了几个窟窿，屁股蛋那儿都露出来了，被老婶子一把拽进去，嘴里数落她爹，这么大个闺女露着腚算怎么回事，边絮叨边给她找出条旧的整裤，非要她换上。

她们父女执意不要，你给我们点碎布头，回去补补就行，老婶子不肯，坚持大姑娘就必须穿个整裤才像个人样，哪怕要饭也不能透皮露肉。

三说两说，老婶子才知道她娘死的早，家里精穷，说到伤心处，俩人抱头大哭。

后来老婶子就成了她婆婆，婆媳和睦一辈子，跟母女似的，老太太总说自己捡了大便宜，她也总说自己捡了大便宜，挺有意思，反正都没吃亏。

现在她挺胖，一百七八十斤，周围人都劝她少吃点，减减肥，有助于健康，她只是呵呵一笑，小时候嘴亏的狠了，现在管不住，见个吃食就想塞嘴里，一天嘴不闲，耗子一样。

她们仨巨能吃苦，干活不惜身，比男人都猛，地里活干完，还要去厂矿扫大街挣一份工资，都叫她们铁娘子。

现在住上了楼，村里每年分米分面，她们半地下室照样屯着很多粮食和农具，自己家种着地，还把别人不种的地要过来一起种。

说起这些我也挺恍惚，恍如隔世，我们脱离饥饿才刚刚不到四十年，哎......

珍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