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子底下的干饭

听到这个话题，人们不禁要问：“干饭怎么会跑到桌子底下去呢？”这还得从“大集体”时的“低标准”说起。

上世纪六十年初到七十年代初，由于生产条件差，生产队耕种的土地不仅地下水位高，盐碱大，而且耕作粗放，农作物品种单一，粮食产量很长一段时间都徘徊在二、三百斤左右，有的地块每亩甚至只能打一百多斤粮食，用“种一葫芦打一瓢”来形容是最贴切不过的。社员们一年辛辛苦苦下来，将产下的粮食按照“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的政策一部分要交公购粮，一部分生产队要留下下一年的“籽种”和一定数量的“储备粮”，剩下的才按人头定量，按工分分口粮。每年的口粮标准带皮带壳也才只有二百多斤，每人每天摊不到一斤粮食。所以社员们便想了很多办法来弥补粮食的不足。一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半干半稀。”的方法调剂着，计划着；二是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和自留地里种一些瓜菜，农闲时吃的饭却都是以“瓜菜”代替粮食，所以人们都统称那时的生活标准叫“瓜菜代”年代；三是到了开春时节，分的口粮快吃完了的时候，就要向生产队借“储备粮”。那“储备粮”也不是哪家说借就能借到的，而是有一定的程序，先由借粮户向队长提出申请，再由队委会提出候借人名单，然后交社员大会“评选”讨论通过。标准是按借粮户家中的人口，分得的口粮是不是吃到了规定时间，吃到了时间的借，没有吃到时间的不借；按劳动力出勤情况好差决定，出勤好的先借，出勤差的后借；按服从指挥决定，听话的、吃苦耐劳的先借，不听使唤耍奸躲滑的后借或不借，社员们各家各户都知道这些规矩，都遵守着这些规矩。

记得开春的一天，母亲用平时省下来的米给一家人做了一顿“干饭”（大米饭），一家人正高兴地吃着那久违了的干饭时，突然听到有人敲街门，母亲示意一家人赶忙将饭碗藏到了炕桌子底下。等来人走了以后，母亲让我又关紧了街门，一家人这才又从炕桌子底下取出那“干饭”继续吃。我对当时那种举动不太理解，于是便问母亲：“妈，我们为什么见有人来了，不但不让人家吃饭，还把饭藏到桌子底下，这是不是太小气了？”母亲微笑着回答说：“娃娃，你不知道，这开春时节有谁家能吃上“干饭”？妈是心疼你好长时间没吃上一顿稠的，才省下米来为你做了这顿干饭，这要是传出去让人知道了，我们家就别想从生产队借到储备粮啦。”我这才恍然大悟，“干饭”为何要藏到桌子底下了。

到了七十年代末，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兴起，农村兴修水利，开沟挖渠，大搞园田化，降低了地下水位，排出了盐碱，又引进了小麦、水稻新品种，实行了水稻育秧、插秧新技术，提高了粮食产量，社员们各家各户的口粮达到了“414”。吴忠的亲戚听说我们灵武农村社员的口粮标准达到414斤的标准，都很羡慕，都主动把他们那里的姑娘介绍给我们灵武的小伙子当媳妇，图的是能吃上个饱肚子。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党和国家对“三农”（农业、农村、农民）工作高度重视，先后制定了若干优惠政策：取消了农业税；种粮方面的种子、农药、化肥、机械都给予了补贴，多次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种收环节实现了机械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他们引进水稻、小麦、玉米新品种，实行科学种田，精细管理，使粮食亩产由过去的二三百斤提高到了现在一千多斤，有的还达到了“吨粮田”（二千多斤）。按社员们的话说，“过去种田一年打的粮食不够一年吃，而如今一年打下的粮食可以吃两三年。”

是啊，农业搞活了，农村变样了，农民富裕了，老年农民还买了“社会保险”月月都有“打下来”，月月都有零钱花，过着不愁吃不愁穿，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幸福日子。

我愿那“桌子底下的干饭”的故事不会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