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云彬：略谈整理古书

近来有些朋友“偏向”得可以，看见人家案头放上几部线装书就摇头，以为今天还在读古书，就是不算反动，也太不合时宜了。你问他为什么不可以读古书，他会不假思索的回答你：“古书里找不出新民主主义。”

其实新民主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国现在的新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来的。咱们有五千年的历史。咱们的祖先留下来好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咱们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把这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通统丢掉。咱们要尊重历史，尊重它的辩证的发展。咱们要批判的接受文化遗产，发扬它的好的部分，弃掉它的不好的部分。

如果我的话说对了，那么在今天还是需要有一部分人去读古书的。何必一见线装书就摇头呢!不过我得特别声明，我只说“一部分人”，我决不至于荒谬到主张青年们都去读古书。

古书还应该读，但古书实在难读。有些书太“古”了，从口传到“著之竹帛”，原已有点“走样”;加以转展钞刻，不免有脱落，有颠倒，有错误;再加上古今语言的隔阂，字体的衍变，到今天要翻开一本古书来读，就是“老师宿儒”罢，要是不看注释，也不会很顺利读下去的。

讲到注释，从前人已下过不少功夫。虽然或重义例，或重训诂，各有所偏，然而多少总有所发明。就拿儒家的经典来说罢，唐朝人的注疏颇能综合各家异议，使后人便于参证。宋朝人讲理学，“六经皆我注脚”，虽然不免附会，然而也常常有新的意义。清代朴学家的治学方法比较科学些，他们整理古书的成绩也最好。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千古疑案，定谳一旦。乾嘉诸大师，对于音韵、训故、校勘都有卓越的成就。晚清朴学家如俞樾、孙诒让等，成就也不在乾嘉诸儒之下。一部颠倒凌乱的墨子，经孙诒让整理以后，居然大部分可以阅读了。五四运动以后，大家讲科学方法，颇有人在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古书，成绩也并不坏。到今天，我们翻开一部古书来，只要不怕麻烦，多找些参考书，总还可以看下去。这不能不感谢我们的先辈。

但是，到今天，应该来做“结帐式”的整理工作了。这个工作，只有目前年纪在五十岁上下，对于研究古书有兴趣，古书读的比较多，头脑比较清醒，懂得历史的辩证发展的人来做。人生不满百，再过三四十年这些人都已作古。而那时候的“年纪在五十岁上下”的人，未必读过很多的古书，就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了。我所说的结帐式的整理，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认定一种古书，把以前人所有讲到这一本古书的，不论是注疏，考证，或者短短的几句话，通统搜集起来，加以比较研究，拣其中已经成为定论，不必再有怀疑的，就用简单明瞭而又正确的文字注出来。如果碰到有几种说法，而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一时未能断定哪一说对的，就不妨几说并存——自然，如果有真知灼见，也不妨把自己的意见写出来，或者批驳哪一说不对，或者自立一说，让读者自己去判断。章炳麟给刘师培的信里，谈到过注释古书的方法，颇有可采之处，现在抄一段在下面：

正义之作，亮有数难(按当时刘师培想做《左传正义》)，刘、许诸家多义例而少训故(按刘当是指刘歆，许指许慎)，然其例大体相似。仲师(郑众的号)、子慎(服虔的号)多训故而少义例，其训故又多乖异。侍中(按指贾逵)兼之，亦申己义。治经者既贵其通，亦贵其别。不容以仲师之言蔽子骏(刘歆的号)，以侍中之言蔽仲师。家有异义，又不容唯阿两可。(原注：如仲达疏《诗》，毛郑异义，各自分疏，不加裁断。此固传笺并用，疏不破注，不得不尔。今《左氏》古注既非原本，特从它书来辑，则注虽出于古人，而定注者乃己也。似宜定其然否，以然者为注而释之，以否者入疏而驳之，然后义有准的，不同专务编辑者。)至夫古义无征而说未凿者，无妨于疏中特下己意，乃不为家法所困。陈硕甫(陈奂)之疏毛，惠定宇(惠栋)之述《易》，皆因固执守师传，以故拘挛少味。

章氏说的方法，我大体赞同;但有一个基本的不同处。章氏认为这种整理古书的工作应跟“专务编辑者”有所不同，我认为整理古书应该当作编辑工作来做。这个工作决不能交给所谓“专家”去做。因为“专家”到了太“专”的时候，往往有一种门户之见。我们假定拿一本《春秋左氏传》交给章炳麟去整理，他准会注上一大堆今古文家互相驳难的废话;如果交给康有为去整理，他准会大骂刘歆一顿，结果连书名都要改作《左氏春秋》的。这种做法，真是徒乱人意。我们不需要作这样的整理。我们只要把古书重新加简单明瞭而又正确的注，让为要批判的接受文化遗产而读古书的人，有了这样一本书，就可以读下去，不必再去找一大堆参考书。让我举例来说明。假如有人要读《论语》，他去拿一本朱熹集注本来读，成吗?当然不成。因为朱熹是在借《论语》来发挥他自己的理学，虽然“时有善言”，究竟不可为训。那么拿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来读吗?这部书的注释是相当谨严的，然而烦琐得很，有许多地方，真是不看注还明白些，看了注倒反胡涂了。而且别人讲到《论语》的许多精辟的见解，这部《正义》里未必全收进去，我们还得找其他许多许多参考书。《孟子》也是一样，朱熹的集注本固然不可为训，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也只是在讲他自己的哲学，焦循的《孟子正义》呢，其烦琐跟《论语正义》相同。所以我们整理古书，必须用结帐的办法。有几笔帐已经可以算清楚的，我们就把那总帐写出来，不必把分类帐列出来了。有几笔帐还不能总结的，就不妨挑顶重要的列出来，让将来的人来清算，来作总结。

有一点还得加以说明。我说的是整理古书，并不是批判古书。整理古书的任务，只限于总结或清算过去的一笔杂乱的帐，使后来读古书的可以一目了然，不必再多费时间。换句话说，让那些想做批判古书工作，或者为要批判的接受文化遗产而去读古书的先生们，省一番检查和考证的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