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辉与日本学者的交往及其日本想像

与日本学者的交往是叶德辉学术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交往对象既有日本老宿之士，也有后学新进；交往内容则包括诗词唱和、古籍交换、经学探讨等。日本学者对中国传统古学的热爱，对叶德辉博学多识的赞赏，使叶德辉引为同道，坚定了传儒宗衍绝学的信念。同时，通过日本学人，他看到了日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产生了“东京物望若神仙”的异邦想像，由此折射出叶德辉个人的文化理想以及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多重意蕴。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号郋园，湖南长沙人，清末民初著名的学者，同时也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守旧派———“翼教派”的领袖。叶德辉“撰集穷乎众流，徒人及于域外”[1](P218)，一生著述繁丰，建树颇多。他在藏书、目录、版本、校勘等具体学术领域的成就，已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相关的研究文章也多达几十余篇。然而，对于叶德辉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日本学者的交往，除桑兵《近代日本留华学生》[2]一文有所涉及外，目前尚无专文介绍。本文对此作一些探讨，以期有助于全面把握叶德辉的学术活动，同时加深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认识。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积极推行“欧化主义”政策，学习西方、推动社会的近代化，成为日本思想界学术界的主流。对于中国文化，则由仰慕而变为鄙夷。尤其是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一跃而成为亚洲最强大的新兴帝国，证明了其输入西洋文明的成功，脱亚入欧成为大部分日本人的努力方向。但是，另一方面，当日本以东洋盟主和东洋指导者的身份出现时，重新认识中国也成为一股潮流，研究中国问题蔚然成风。甲午战争后，日本成立了一些以研究东方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挽救时局为目的的团体，如东亚会、同文会，其成员足迹遍及中国大陆，除搜集情报外，亦有致力于文化研究者。1898年，东亚会和同文会合并为东亚同文会，总部设在东京，支部则遍设于日本国内及海外各主要城市(海外以中国为主)。东亚同文会致力于对华文化事业，不仅办报纸、设学校，还介绍日本学者来华遍访名宿，寻师问学。①此后，湖南硕学通儒如王先谦、王 运、叶德辉等人都成为日本人士频繁造访的对象，开始了与日本学者的交往活动。特别是叶德辉，不仅旧学深邃，且藏书丰富，更是引起了日本学人的关注，是湘籍旧式学者中与日本学者交往最广泛的一个。仅见诸叶德辉诗文中的，就有盐谷时敏、竹添光鸿、永井久一郎、白岩龙平、内藤虎次郎、宇野哲人、盐谷温、松崎鹤雄、后藤朝太郎等日本著名学者，散见于其他史料中的更多。1920年，当日本年轻的留学生诸桥辙次访问叶德辉时，叶不无得意地说：“鄙人承贵国学士商家相知二十余年，平时与贵国人交情亦更亲切，故贵国现时无不知有鄙人者，惜不能人人握手也。”[3](P163)虽有所夸张，但叶氏与日本学者交往面之广、人数之众由此可见。

叶德辉与日本学者的交往，就交往内容而言，有诗词唱和、交换书籍、探讨具体的学术问题如经学、小学；就交往形式而言，有通信订交、日本学人登门拜访、日本留学生跟随叶德辉求学等；就交往对象而言，则有东亚同文会成员、日本老宿之士、知名学者与年轻的留学生，其中东亚同文会的成员有时又身兼学者的身份，反之亦然。为了较全面地把握叶德辉与日本学者的交往情况，下面以交往对象为经，以交往形式与交往内容为纬，分述如下：

第一，与东亚同文会成员的交往，以白岩龙平为代表。

白岩龙平本是同文会的成员，有名的大陆浪人，在甲午战争以前，即风餐露宿，足迹遍及于中国大陆各地。东亚同文会成立后，白岩龙平又担任上海支部的负责人。每次白岩龙平来湘，湘绅都要演剧观晏予以接待。叶德辉与其尤多交往。叶氏思想守旧，常逆时而动，放言高论，与当政颇多纠葛，屡履险境，因白岩龙平等人的掩护才得解脱。叶德辉在赠诗夹注中说：“频年兵乱，皆恃君与松崎鹤雄为护符，未遭毁。”将二人交情比作管仲与鲍叔牙：“廿载交情同管鲍，千秋名节愧朱(舜水)黄(梨洲)。”[4](《白岩子云龙平别八年矣来苏相访赋赠四首》)1917年白岩龙平回日本后，两人之间多有书信往来。

白岩石龙平还居中介绍，为叶德辉与其他日本学者的交往提供便利。叶德辉与日本学者交换古籍，多赖白岩龙平为之沟通。叶德辉一生刊刻了许多书目，其中有些就是国内失传而从日本借影重刊的。如《古今书刻》，国内流传甚稀，《明史·艺文志》及各家藏书目都没有收入此书，甚至清朝修《四库全书》时也亦未存目，而在日本却有流传。叶德辉最早是因日本驻湘领事井原澄的赠送，获得一部日本学者岛田翰所著的《古文旧书考》，书后附刻此书上编。后白岩龙平又向叶德辉赠送了岛田翰所刻宋本《寒山拾得诗》、萨天锡《诗集补遗目》。于是叶德辉遂托白岩龙平介绍，向岛田翰相借《古今书刻》一书重刊，最终了此心愿。[5]1919年，叶德辉与张元济一起发起刊印《四部丛刊》，选择宋元旧刻、明刻精校名抄之十三经、二十四史、周秦两汉诸子以及历朝名人诗文集，共四百种三千本，进行重刊。这些书的版本都借自南北藏书家，秘笈琳琅，其中《说文解字》宋刻本原存浙江陆心源家，后来陆氏之书为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所购，叶德辉又通过白岩龙平，向岩崎后人商借《说文解字》影印，几经函商，终使《四部丛刊》免遗珠之憾。[6]

第二，与日本老宿之士的交往。主要有永井久一郎、盐谷青山、竹添光鸿等。永井久一郎是日本著名的文学家，叶德辉与之交往，也是通过白岩龙平的介绍。白岩龙平回国时，叶德辉托白岩龙平向永井久一郎赠送己撰《昆仑集》、《论语校勘记》及观古堂所刻《鱼玄机集》、《嘉禾百咏》、《金陵百咏》等书。永井久一郎则将自己的著作五本及同人《檀乐集》回赠叶氏，“借邀青鉴”。[7]叶德辉对于永井久一郎的才情极为赞誉，有诗曰：“禾原起东海，拔职人共惊。诗心括中土，才名轰旧京。”两人之间，“十年未识面，神交乐有朋。贻我广三昧，瓣香私新城。观光富篇什(君贻《观光私记》皆游北京江南之作)，猛气吞沧溟。”[8](《日本三君咏》)1914年永井久一郎去世，叶德辉挽诗称：“海外论交十七年，与君握手已华颠。老成徂谢诗城圮，后死文章表墓传。回首名场摧鲁殿，伤心流水绝牙弦。初闻噩耗来南服，剪纸招魂意黯然。”[9](《挽永井久一郎》)不仅是悼知交之失，更是悼旧学之失。

竹添光鸿，号井井，富藏宋元椠本，又精通《左传》，与叶德辉学问旨趣相类似。叶氏弟子称：“竹添光鸿为东国耆儒，光绪初元，张文襄官翰詹时来京相见已称老宿，后与吾师通问订交，极称倾佩。”[10](P125)叶德辉将竹添光鸿誉为“东方古君子”，称赞竹添光鸿的《左传》研究使孔义重现如日光，自己对此心悦诚服，以至于“恨不溯瀛海，追随奉壶觞”。[8](《日本三君咏》)竹添光鸿的门人岛田瀚，是日本汉学名家之后，少年校书中秘，精通校勘之学，管理静嘉堂。由于互借互印，亦与叶德辉多有往来。岛田翰于中国人多所讥讽，独诚服叶德辉的精通博识。而叶也认为“岛田少年劬学，可敬可畏”。

[11](P537)盐谷青山即盐谷时敏，为江户著名学者盐谷宕阴之侄、盐谷篑之子，精通汉学。盐谷青山与王先谦、叶德辉之间都曾互赠著作。盐谷青山在词章之学上“近契姚惜抱(姬传)，远接汪尧峰(琬)”，在叶德辉眼里，其文粹可追盛唐之风，故有“伟哉青山叟，屹立成大宗”的感慨。[8](《日本三君咏》)内藤虎次郎，即内藤湖南，日本著名的汉学家，与叶德辉经常交换图书，曾先后向叶德辉赠送玻璃版印古抄唐玄奘法师表记、玻璃版王羲之的书法贴卷。叶德辉在感谢之余，赋诗留念，有“一卷残篇重鸿宝，宏明阙选广无名”[8](《日本内藤虎惠玻璃版印古钞唐玄装法师表启》)、“书圣无如王右军，岿然三贴海东闻”[12](《日本内藤虎惠赠玻璃版右军三贴卷赋谢》)等句，表达了对日本珍视文物的欣羡之情。第三，与日本留学生的交往。其中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接待登门拜访的留学生，一是指导长期追随问学的留学生。

由于叶德辉的藏书楼观古堂收藏丰富，叶氏本人又博学通识，几乎来华游历的日本人士，只要到湖南，都会登门求见叶德辉，与之结交。《郋园学行记》声称：“来游湘中者，必登门求见，备观书籍金石字画，归国则刊之笔记以志荣幸，盖比比也。”[10](P25)所言诚为事实。其中又以日本留学生为多。1909年，日本学者宇野哲人来中国留学，就特意拜访叶德辉，说叶“博览多识，最爱古书，所藏满堂，爱客，毫无城府。予新来，亦以青眼来待，循循不倦。应予之请，取出所珍藏书册、书画及古钱以示，无一不是天下之珍品。”[13](P144)叶德辉不仅让宇野哲人一饱眼福，还慷慨解囊，将所著及所刻书各一部相赠，又托宇野哲人各携一部寄赠桂湖村、岛田翰两君。1916年叶德辉寓居苏州期间，后藤朝太郎也曾登门拜访，向其询中国文字古篆流别，叶氏一一解答。后来后藤朝太郎成为日本著名的“支那通”。1920年5月，日本留学生诸桥辙次也专门拜访叶德辉，向叶氏请教经学源流与派别，并表示自己有志于“溯伊洛而究洙泗”，想从事于理学研究，请教叶氏该读何书。叶德辉则告以理学当以程朱为正宗，当读《五子近思录》，以及程朱正传陆陇其之著作。诸桥辙次后成为日本著名的汉学家。

除接待各种来访的日本留学生外，叶德辉还曾长期指导过两名日本留学生盐谷温和松崎鹤雄。盐谷温即前述盐谷青山之子，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科大学的汉学科，后进入大学院，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史。1906年10月，作为文部省的留学生，为期四年，前往中国和德国留学。1910年冬天，经人介绍，前往长沙拜叶德辉为师，学习词曲。叶德辉自述：“日本文学博士盐谷温君光宣间在长沙从余问学，先后五六年，于经史百家之书，无不购诵，一一穷其要领，而尤喜治元明戏曲、南北九宫之辨。虽限于方音殊俗，不尽能悟，而心知其意。有时为之讲授，亦颇解颐。君之尊人青山先生以治汉学、能古文，鸣于其国中。??博士之好古励学，非独家法相承，亦其耳濡目染者，皆文书之事也。”[14](《曲学概论序》)故叶德辉的诗中有“经苑儒林承旧德，词山曲海拓新闻”之句，说的是盐谷温的家学渊源以及戏曲研究；又有“欲向晚香窥典册，蓬莱相望隔重云”之句。[8](《乱后重回长沙喜晤盐谷节山温》)晚香书塾为盐谷温叔祖父盐谷宕阴所辟，盐谷家族三世讲学其中。叶德辉借此表示自己也很向往盐谷家的藏书与学问。盐谷温在长沙，“日夜从事词曲钻研，时而伺暇赴丽楼质疑请教。先师执笔，一一答之。解字断句，举出典，辨故事，源泉滚滚，一泻千里，毫无凝滞。由朝及午，由午及晚，善教善诱，会心之处，鼓舌三叹，下笔生风，以毛发般细楷正书之，一二十行直下，乐而不知时移。??夏日酷暑，流汗滴纸亦不顾。冬日严寒，指冻不能操管亦不厌。开其秘笈，倾其底蕴以授余。”[15]盐谷温回国后，执掌日本东京大学中国文学教席，著有《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曲学概论》和《元曲研究》等书，在开拓近代日本汉学界对中国古典戏曲小说研究方面，有很大的影响。松崎鹤雄是东京朝日新闻社的记者，曾是竹添光鸿的弟子。1910年左右前往长沙拜叶德辉为师，住在叶家跟随叶德辉研习《说文解字》，前后达八年之久。叶德辉曾在《除夕怀人绝句四十七首·松崎鹤雄》一诗中写道：“不居蓬岛作神仙，来向扬亭看草玄。尚恨眼中奇字少，客囊多费买书钱。”[4]松崎鹤雄的劬学好古由此可见一斑。经过几年的钻研，松崎鹤雄“训纂五千熟，方言八九谙”，被叶德辉誉为“东方古君子，西域老瞿昙”。[4](《寄怀湘中诸子二十五首·松崎鹤雄》)松崎鹤雄后来任职于满铁大连图书馆，也有盛名。

晚清民初，叶德辉与日本学者密切交往的这一段时期，也是日本新汉学产生、发展并走向成熟的时期。日本的新汉学继承了清代学术的传统，同时又以西洋汉学为参照，注重实证，关注的热点有古籍收藏、版本目录学以及戏曲小说研究。①而这些领域，均为叶德辉的专长，日本学者从中汲取甚多，如盐谷温的戏曲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渊源于叶德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叶德辉对于日本新汉学的发展，间接地起了推动作用。叶德辉在日本汉学界拥有相当的知名度，日本学徒“无不知高名者”。[3](P164)在与日本学者交往的过程中，叶德辉也逐渐形成了对日本的认识。在叶德辉的笔下，日本被描绘成“蓬莱仙境”、“仙山楼阁”，如说松崎鹤雄浮海求学是“不居逢岛作神仙，来向扬亭看草玄”[4]，又说“传闻蓬岛是仙山”[4](《竹添井井新有黄门之痛寄诗唁之》)，自己“武城避寇逾三载，蓬岛求仙隔万重”[4](《日本送松崎鹤雄还国》)，视日本为避乱之世外桃源。这里的以日本为“蓬莱仙境”、“仙山楼阁”，部分是借用了传统地理观念的一种说法(古代中国人的地理观念中，曾有视隔海相望的日本为蓬莱仙境之说)，更大部分则表达了叶德辉对日本文物制度的理想化认识。叶德辉多次流露出移居日本的愿望，如1914年所作的《买书》一诗，有“一朝发奇想，乘槎海西东”[16](《买书》)之句；1917年所作的《人日寄怀白岩子云东京》一诗中有“我欲乘桴浮东海，为迟花信正徘徊”[4]之句。这种对日本的向往又是建立在叶德辉对日本的理想化认识———想像基础上。从1899年左右起，直至去世，叶德辉与日本学者联系不断，日本始终是叶德辉心头一个挥之不去的梦想。他对日本形象的描绘与向往，较为集中于1911年至1919年间。特别是1914年，叶德辉两次进京，途经汉口、上海等地，日本友人都以同文之雅与之诗简相酬，说古道今；叶德辉客居汉口日本松乃旅舍，亲身“感受”了日本的风土人情；同年在北京，叶德辉又结识了神田东洋、山田饮江等人，完成了对于日本的想像。对于神田东洋，叶德辉表示：“平生倾倒少年人，况有文章结契真。桃李花繁金谷夜，蒲桃香暖玉楼春。家风举案钦梁孟，国势连衡系楚秦。问俗观光知有意，输君把笔动天神。”[16](《访神田东洋留饮赋赠》)对日本的国势、民情、文风都充满了认同感。与赠山田饮江之间，则是“相逢惊喜笔如椽，日下新闻补旧编”，由此发出“南苑风光皆逆旅，东京物望若神仙”的感叹。[16](《赠山田饮江一首》)1916年，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的失败，叶德辉在湖南重新振兴经学的文化理想破灭，回原籍苏州定居。此后意欲“蓬岛求仙”，却最终未能实行；并且终其一生都未能亲临“蓬岛”。因此，“东京物望若神仙”就成为叶德辉对日本想像的一种定格。

那么，“东京物望若神仙”的内涵到底指什么?综观叶德辉的诗文，大体包括三层意思：其一，日本明治维新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维系了日本天皇的神圣地位。日本之所以成为叶德辉心目中的“仙山楼阁”、“蓬莱神岛”，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天皇一统三千岁，不识人间鼎革名。”[9](《客居日本松乃旅舍喜其礼俗有中土古风诗以纪之》)，没有出现类似于清朝灭亡的鼎革之事。就此而言，叶德辉对日本的崇尚与他保守的政治倾向有关。在叶德辉眼里，辛亥革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儒家政治伦理衰落的象征。辛亥革命以后，叶德辉一度以清朝遗民自居：“我是前朝未死人，道穷无怨只伤麟。喜闻查客常通汉，那有桃源可避秦。去国肯随朱舜水，结园初仿冒巢民。海滨气侯应相似，禾黍离离正早春。”[12](《日本盐谷节山温由湘回国，道经上海，寄怀松崎鹤雄七律二首》)无鼎革之事的日本，成为叶德辉心目中的理想之国，所谓“不经禾黍秋风感，谁信蓬莱夏日长”，向往日本的“万世一系，无鼎革之事”。[4](《白岩子云龙平别八年矣来苏相访赋赠四首》)其二，日本保存了中土濒临灭绝的古风遗韵。1914年，叶德辉客居汉口日本松乃旅舍，喜其礼俗有中土古风，为此，特作组诗以之。这一组诗，也为我们完整地描绘了叶德辉心目中的日本形象。他称日本为“瀛洲风土古神州，都士衣冠带剑游。此是东方君子国，茫茫禹迹海东流。”[9](《客居日本松乃旅舍喜其礼俗有中土古风诗以纪之》)认为《山海经》中所指“君子国”即日本。对日本人的姓名亦有好感：“复姓多沿土地名，堂堂门望谢王轻。乡风到处呼郎惯，之字还将助语成。”叶氏认为，名称“郎”，是唐以来旧俗，夹以“之”字亦是唐以前旧俗。日人席地而坐、而卧，叶德辉认为亦是唐制：“家家板屋有秦风，席地无尘坐立同；六曲云屏相掩映；夜深人语一灯红。”叶德辉在夹注中写道：“人皆席地而坐，卧则以屏掩之，屏皆六曲，皆唐制也。”日本人的待客礼节，“迎宾拜跪成通俗，似展宣尼击磬图”。日本人的跪迎之礼，与汉代武氏祠残石一回事像《孔子击磬图》中的拜跪之礼无异。日本女子高髻如云，腰缠锦带，也是仕女遗风。更为重要的是，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习染与热爱，书法人人有晋唐笔意，行草似阁贴，“千载同文俗渐移，人人书似小唐碑，纵然狂草皆淳化，说与苏黄恐不知。”日本旅舍装饬古朴，“挂壁人家画轴新，收藏不惜费千缗。中朝蓝沈论金买，九友三王有替人。”[9](《客居日本松乃旅舍喜其礼俗有中土古风诗以纪之》)此外如日本儿童的发型、日本人的饮食、日本人的起卧习惯，无不与中国古风相连，都让叶德辉赞赏。

第三，日本旧学新昌，是古学栖身的理想之地。晚清民国，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处于转型之中。新旧递嬗之际，人们趋新若鹜，尽弃遗旧，传统的义理、考据、词章之学在国内几成广陵散绝之势。永井久一郎、盐谷青山的词章之学，使叶德辉感到“东邻旧学又新昌，诗句人争袭盛唐”[9](《挽永井久一郎》)；竹添光鸿的《左传》研究，使《春秋》学大义重现，不至湮灭无闻，“应笑老奴劬学苦，传经且听伏生鳏”[4](《竹添井井新有黄门之痛寄诗唁之》)；内藤虎次郎的惠赠古籍，使叶德辉看到了日本对文物的护惜。不仅许多在中国早已散佚的唐书卷子，赖日本保存下来，而且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搜集、整理古籍方面颇为重视，特别是运用新式印刷技术刻印古籍，将古籍流传开来。故叶德辉称：“迩来海舶通，日本吾元功。时有唐卷子，模刻称良工。新法玻璃版，貌似神复同。”[16](《买书》)又如目录版本学本为日本所无，乃从中国输入，却有后来居上之势，“如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岛田翰《古文旧书考》，皆于宋元古钞各书，考订至为精析”。[17](P8)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年轻学人的笃学好古，使叶德辉看到了古学的希望。文字学、戏典学这类古董，在中国早已成为明日黄花，日本年轻学人却能情有独钟，传此绝学。松崎鹤雄“八年问字久相从”[4](《送松崎鹤雄回国》)，患难相随；盐谷温家风世守而又负笈湘中，学习戏曲学，都表明在中国将绝之学，在日本会得到延续光大。叶德辉把日本学人对传统旧学的笃嗜看成是“天意眷周孔，斯文将日中”。[8](《日本三君咏》)。日本之于叶德辉，不仅是个人避乱的世外桃源，而且是传统学术文化的沃土。

总之，叶德辉心目中的日本，天皇万世一系，古风犹存，古学正新，乃一文化理想国。在国内旧学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叶德辉萌发了借助日本学人传绝学衍儒宗的思想。松崎鹤雄回国时，叶德辉有诗抒怀：“今日天涯还握手，送君东去衍儒宗。”“颉皇秘钥亲勘破，籀史遗文待其传。”[4](《送松崎鹤雄回国》)日本人兼山春篁曾画《丽楼藏书图》相赠，叶德辉在赋诗志谢时，除了历数自己祖上的辉煌外，对自己的学问能传到日本尤为自豪：“短札论交到海东，竹添盐谷两文翁。喜闻吾道薪传广，又见先生画笔雄。”[4](《日本兼山春篁先生俊兴画丽楼藏书图见赠赋诗志谢》)将日本学人作为学术薪火相传的希望。1921年在与诸桥辙次的笔谈中，叶德辉写道：“盐谷温从鄙人受曲学，松崎鹤雄从鄙人受小学(《说文》之学)。此二学为贵国向未讲求者。鄙人欲传之贵国以存中国将绝之学，惜乎非一年二年所能卒业也。鄙人尚有阴阳五行之学，此皆曾文正、二王先生所不知者也。”[3](P163)故与日本学者交往，叶德辉总是倾其所有，竭尽全力，不仅是显示自己的博学，更是为了旧学的传承。叶德辉对日本的认识，诚然不乏理性成分，如谓日本重视古籍的收藏与流传、日本年轻学人重视汉学研究等，都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现象。然而，从总体上看，以日本为文物之邦、旧学乐土，则是一种夸张与放大，是叶德辉基于个人偏好的想像，折射的是叶氏个人的文化理想。诚然，日本的民情风俗中保留了很多中国古风，然而，明治维新之后，这种古风也日益消退，欧化成为主流趋向。正如其时中国留日学生所看到的，日本人“连那衣服、头发都学了洋人的样子，从外边看，好像是变了洋人了”。[18](P83)正是受日本的启发，中国留日学生提出：惟有全盘欧化，中国才能强大。可见叶德辉透过日本旅舍所感受到的日本民风，在日本本土显然具有“过去时”。叶德辉一生未踏上过日本国土，对于日本印象，大多数是通过与日本学者的交往而获得的，由于对日本学者的好感，进而爱屋及乌地产生了对日本的向往。然而，叶德辉所交往的日本学者，又只是日本学者群中的一个特定的部分，即依然对中国文化保持了敬意与兴趣的一部分。以老宿而论，无论是盐谷青山还是竹添光鸿，都是日本较为保守的学者。竹添光鸿曾经以传统文化的衰退为忧，说：“吾国利用厚生之学术，日进，而忠孝廉让之教，殆乎扫地。”[19](P119)盐谷青山也说：“伦理纲常之所原，言语文字之所资，不可一日生废。吾国古帝以《论语》《孝经》巩国本，定丕基，君严臣恭，尊卑秩然不敢紊乱。晚近去忠孝而淫异教，舍身心而驰空想。操觚牍者，甚至昧名分，遗大义，识者慨焉。夫数理之说、工艺之本，世自有其人；维持将绝之学，扶植殆倾之文，愿与诸子勉之。”[19](P120)这里就透露出两个信息：其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风气骤变，引起了竹添光鸿、盐谷青山旧式学者的担忧；其二，竹添光鸿、盐谷青山等人以传斯文衍绝学为己任，与叶德辉、王先谦等人有相同的志向。那么，叶德辉通过竹添光鸿、盐谷青山等人所看到的日本古风犹存、儒教依然，充其量是管中窥豹、盲人摸象。以年轻学人而论，叶德辉所交往、指导过的日本学人，日后都成为日本汉学家；日本新汉学也只是日本学科群中的一支而已。志同道合，加上日本学者对叶德辉的崇敬有加，使叶德辉找到了一种来自异邦的支撑。投桃报李，叶德辉与日本人自然“交情更亲切”，进而产生“东京物望若神仙”的日本想像，亦属人情物理之当然。

此外，叶德辉与日本学者的交往及其日本想像，也透露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多重信息。日本的成功，究竟带给中国什么样的启示?中国留日学生认为明治维新的成功，就是彻底欧化的成功；中国要强大，惟有彻底欧化。此种认识，直接刺激了庚子事变以后中国国内的趋新趋西思潮。然而，日本学者的西来，又向中国学人显示了一个存古的国度。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翼教”领袖，叶德辉从日本学者身上，看到的是对旧学的护惜、对文物的珍视，由此激发了他“东京物望若神仙”的异邦想像，也坚定了他传儒宗衍绝学的信念。换言之，在成为新式学者激进的思想资源的同时，日本也同样成为旧式学者保守的思想资源。此中差别，当然源于见仁见智；然而也表明求仁才能得仁，求智才能得智。（张晶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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