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中的女性心理博物馆

上一篇文章讨论了《简.爱》中所塑造的独立自主，自尊自爱的新女性形象，这当然是这部大女主题材的作品最显著的贡献，也是其女性观的集中体现。

但是这部作品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今天我们通过后来批评者的阐释和作品中其他女性形象的分析来进一步理解这部作品中所蕴含的丰富女性观。

这部作品中有一个对情节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的女性，那就是罗切斯特的妻子，疯子伯莎，她不仅是简爱婚姻的最大障碍，也是后来推动情节反转的最主要力量。

可以说，如果没有她放的那把火，简爱和罗切斯特就不可能终成眷属，但是大家或许也已经注意到了，对于这个女人，作者并没有给予太多正面的描写。

这使得伯莎一直是以一种带有神秘感的他者形象存在的，只能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疯子，与阴暗，恐怖的城堡一起造成一种哥特式的神秘氛围。

在简爱的眼里，那似乎是个女人，又高又大，背上垂着粗黑的长发，我不知道她穿了什么衣服，反正又白又整齐。

但究竟是袍子，被单还是裹尸布，我说不上来，她立刻把我的面纱从原来的地方取下来，拿起来呆呆地看了很久，然后往自己的头上一盖，转身朝着镜子。

这一刹那，在暗淡的鸭蛋形的镜子里，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她面容与五官的影像。

她从瘦削的头上取下面纱，撕成两半，扔在地上，踩了起来。

她拉开窗帘，往外张望，也许她看到已近拂晓，便拿着蜡烛朝房门退去，正好路过我床边时，鬼影停了下来。

火一般的目光向我射来，她把蜡烛举起来靠近我的脸，在我眼皮底下把它吹灭了。

这个像鬼魂一样存在的女人，行踪诡秘，居心叵测，疯狂嗜血，是一个不折不扣，不可理喻的疯子。

在罗切斯特的叙述中，这个女人就是他的父兄为了获得财富，给他设置的一个圈套，他自己也是不知情的受害者。

但是后来的批评家从另外的角度入手提出了不同的阐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女性主义文学者吉尔伯特和古芭的观点。

她们说，男权视角中的所有女性人物都可以分为“天使”或者“魔鬼”两类，“天使”性格纯洁，冷静，顺从，在男性统治的社会中，这是理想女性的化身。

与“天使”形成对比的是“魔鬼”一般的女性，这类女性激情四射，叛逆，难以控制，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这种“魔鬼”般的女性都引起了男性极大的焦虑。

而伯莎正是这种女性形象的一个缩影，在吉尔伯特和古芭看来，简爱与伯莎就像那栋大宅中的客厅和阁楼，分别对应着女性心理中，社会性的一面和潜意识中不受控制的本能。

如果说客厅中举止得体的简爱象征着符合社会规范的天使少女，那么她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情感和欲望，那些野蛮的，动物性的，不受控制的生命力，就化身为阁楼上被囚禁的疯子。

因此，每个顺从的天使心里都住着一个“阁楼上的疯女人”。这种解读使得疯子伯莎的形象具有了更加普遍性的意义。

伯莎象征了在男权社会中被污名化，妖魔化的女性本能，那些不肯被驯化的激情和反抗的力量。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伯莎和简爱的关系就会发现，伯莎就像是简爱不受控制的潜意识，她往往在简爱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出现，以破坏性的方式阻止简爱被男权社会同化。

她最终的死亡和退场，也铺平了简爱进入婚姻的道路，象征着一个女性彻底的社会化。

而这种归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放弃部分的自我意识为代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简爱的故事其实表现的是客厅与阁楼之间的张力。

以及屈从于男性权威的女性人物与反叛这一权威的疯子之间的精神上的分裂。

但是，除了这些内容之外，体现出模式化特征的女性故事无可避免地又会同样涉及到令人不安的空间上的选择。

即究竟是被放逐到寒冷的野外世界，还是躲藏在温暖的室内避难，此外，作品中还经常呈现出一种对于挨饿，消失和怪物般生存着迷的焦虑之感。

这是吉尔伯特和古芭对于这部作品创造性的分析，这种解读借鉴了现代精神分析的视角，也可能并非夏洛蒂的本意。

但是加入了潜意识的维度之后，确实对于我们理解女性心理和人物形象提供了更丰富的维度。

除此之外，后殖民主义的研究者还另辟蹊径，对于这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伯莎做出了更详细的诠释。

这个黑头发，高个子的女人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身世？在她成为罗切斯特夫人之前，在幽闭的阁楼上，面对着丈夫的背叛她又经历着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这是虚拟自传体的《简爱》呜啊触及的角度，也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角度，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作为强大的殖民国家，号称日不落帝国，它的成功和繁荣显然对殖民地国家的压迫和剥削紧密相关。

在这里，男权和殖民主义造成的压力合二为一，成为造就“疯女人”的社会背景。

除了批评家之外，后来有一位出生于牙买加的英国女作家，在1966年写了一部《简爱》前传，名字叫《藻海无边》。

按照今天的说法，这大概应该叫做跨越百年的“同人写作”，在这部作品中，这个原名叫做“安托瓦内特”的女性，是一个生活在西印度群岛上的克里奥尔人。

作为欧洲殖民者与当地人的混血后代，她的身份非常尴尬，为了摆脱这种处境，她才嫁给了罗切斯特。

而后者对她的全部诉求不过是获得财富的捷径，这部作品在《简爱》的基础上生发出的合理想象为我们补充了一个新的角度。

那些被称为“疯子”，遭到囚禁的“疯女人”，或许正是身处殖民主义和男权社会的双重压迫下的女性绝望的反抗。

除此之外，小说中还塑造了一些次要的女性形象，也非常生动传神，比如以英格拉姆小姐为代表的贵族小姐，她们生活的重心就是取悦男性。

在简爱的眼里，她们就像一些轻盈美丽的鸟类，用慵懒性感的方式梳理自己的羽毛，博取他人的欣赏。

她们目中无人，浅薄而自大，是完全被男权社会异化了而不自知的女人，作品中这样描写她们的形象：“她们不过八位，可不知怎地，成群结队进来的时候，给人的印象远不止这个数目。

有些个子很高，有些一身着白，她们的服装都往外伸展得很阔，仿佛雾气放大了月亮一样，这些服装也把她们的人放大了。

我站起来向她们行了屈膝礼，有一两位对我回礼，而其他的不过盯着我看而已，她们在房间里散开，动作轻盈飘拂，令我想起了一群白色羽毛的鸟。

有些人人一下子坐下来，斜依在沙发和卧榻上，有的俯身向着桌子，细细揣摩起花和书来，其余的人则团团围着火炉。”

在简爱或者夏洛蒂的眼中，这种时刻处于表演之中的女性是男权社会不自觉的同谋，所以英格拉姆小姐配不上灵魂高贵的罗切斯特。

评论者也经常提到，这部作品运用了一种虚拟的自传体，让有文化，能思考的女主人公从主观的视角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创造了一种男权话语之外的叙事角度，虽然在勃朗特姐妹的时代，她们HIA不得不用男性笔名发表作品，但正是通过赋予女主人公叙事的主体地位，她们得以表达出超前于时代的女性观。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看，这种主体性的获得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正如吉尔伯特和古芭所言：“正是由于女性被剥夺了笔所代表的权威——即主体性，她就不仅要从文化中加以放逐，还要让自己成为文化或崇拜，或恐惧，或爱戴，或痛恨的神秘而格格不入的他者性的极端体现形式。”

从奥斯汀到勃朗特姐妹，我们会发现英国女作家在这一时期产生了超前于时代的女性意识，这一点与英国的社会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根据英国的财产继承法，直到1870年前，女性一旦结婚，她的收入，财产和金钱会自动归丈夫所有。

直到1870年和1882年英国议会才通过法案赋予已婚女性保留自己收入和财产的权利。

至此，女性才开始真正具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这种进步与女性的自我发现，自我确证实际是互相促进，互为表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