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天国，你们过的还好吗？

又到了清明。每年的清明，我都奔忙在扫墓的路上，因为我需要到不同的地方去扫墓。

奔忙着，便也沉默着，将一缕哀思深深的藏在沉默的背后，往事，在沉默的哀思中反复沉浮。

01

我的父亲过世时只有63岁，算不上英年，却是实实在在的早逝。

1941年的冬天，皖南事变。九死一生的父亲终于突出国民党军的重围，在安徽铜陵长江边一个叫做金牛渡的芦苇荡里躲了三天三夜，终于到了江北，并千辛万苦辗转至苏北，找到了部队并重新归队。就是那次芦苇荡的三天三夜，给父亲留下了永久的内疾，以后每到冬天，父亲的耳朵、鼻子和手都会发紫。父亲说，那是数九寒天在芦苇荡冻的。

转眼文革，在一个大雨如注的傍晚，父亲被所谓的专政队以“叛徒”的罪名关进了牛棚，那一关，就是三年。

专政队将我的家搜了个三进三出，当然是没找到叛徒证据的蛛丝马迹，盛怒之下，将父亲的藏书堆积在房后的池搪边，一把火付之一炬，其中包括了一套在我家已祖传九代的石刻本《本草纲目》。牛棚中的父亲听闻噩耗后，从未流过泪的男人嚎啕大哭，哭的是撕心裂肺。

父亲一生钻研医术，常常是化腐朽为神奇，救人无数，活命无数，唯独救不了他认为是孤本的《本草纲目》，也救不了自己的生命。

牛棚的三年，彻底摧跨了父亲的身体。1980年的春天，父亲在弥留之际，知道自己将被平反，留下了补发的工资先交党费的遗言，与院中的梨花一起殒落。

直至去世，父亲并没看到平反的文件。第二年清明，我们将那份迟到的文件与纸钱一起烧给了父亲。

02

与父亲相比，母亲算是高寿，活到了92岁。

母亲一生幸福，因为她嫁了个好丈夫。在文革之前，母亲极少抛头露面，虽算不上雪藏深闺，瘦小窈窕的母亲却也是没吃过什么苦头。

一切都在父亲被关进牛棚以后发生了改变。那个三年，居无分文，家徒四壁。是母亲，以瘦小的身躯扛起了家庭的大旗，打零工，卖小菜，做佣人，甚至——甚至乞讨。

1967年的冬天，母亲拿着用体温焐了很久的6块钱，买了一台老掉牙的轧花机，从此，那台轧花机就成了一家人生活的来源。

那台轧花机是没有动力的，需要人工脚踩才能转动。瘦小的母亲总是需要将自己的全部身体融入那台笨重的机器，才能勉强让机器转动起来。

那一年，我才13岁。我每天从复课闹革命的学校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帮助母亲踩轧花机。

整整三年啊，母亲与那台轧花机撑起了家庭的大厦。但是，我的母亲却终身落下了腰椎疾病，在后来的岁月中，常常让她疼痛难忍。

母亲走的时候，非常安静，非常清醒。晚上，她喝了几口鸡汤，然后对我妹妹和我的大嫂说：“帮我擦下身体，我想换身干净的衣裳。”妹妹和大嫂帮她仔细擦洗了身体，服侍她躺下。她说：“让儿子来陪我吧。”那个晚上，只有我这一个儿子在她身旁。她拉着我的手沉沉睡去，直至凌晨四点，她睁开眼睛，定定的看着我，从眼角流下一滴有点混浊的眼泪，静静的停止了呼吸。

03

如今，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离开我们都已经有年头了，但是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们的养育之恩。

解放后，父亲行医并担负着管理工作。但父亲的心却始终系着百姓。上个世纪50年代末，父亲为支援革命老区，举家迁移江西，在贫穷的山沟沟里，一呆就是好几年，我的妹妹就出生于江西的万倾大山中。

接剂贫穷，是父亲的平常事。父亲用微薄的工资自制了很多膏丸滴散，总是无偿赠送给平民百姓。

父亲一生刚直，对于卖假药的，对于欺负弱小的，对于有辱斯文的，父亲总是挺身而出，绝不留情。

父亲教给我们最多的，就是做人。他对我们说：“做事先做人。不能做人怎能做事？”因此，父亲的做人之道影响了我的一生。

04

与父亲的刚直相比，母亲是柔弱的，但柔弱的母亲却大义。

记得三年困难时期，母亲在房后的池塘里放养了菱角，夏秋时节竟然收获了一麻袋白花花的剥了壳的菱角。母亲将菱角晒干了，又常常对菱角发呆。一天晚上，母亲彻夜未眠，守在菱角旁。第二天我醒来时，发现一麻袋菱角只剩下了一瓢，原来，母亲将菱角分发给了左邻右舍。三年困难时期，晒干的菱角也能救人性命啊。

母亲88岁那年，胃上长了个小玩意而住院治疗，她常常疼得头上出汗，但就是不愿哼哼一声。她说，不能哼哼，那样会影响邻床阿姨的休息。

儿时调皮，被同学用二踢脚炸伤了我的眼睛。同学母亲吓的六神无主，携同学登门道歉。母亲坚决谢绝了同学母亲的礼物，说：“孩子调皮受了伤，千万不要太自责。”后来，我们两家成了生死交情。

母亲用自己的人格赢得了街邻们的尊重，街邻们无论老幼，都称呼我母亲为“师娘”。记得母亲79岁时回了一趟老家，街坊们排着队请母亲吃饭。后来母亲急于返回，没排上队的街坊集体请母亲在饭店热闹了一场。

05

这个清明，细雨纷纷。扫墓归来，心境难平。仅以此文字，追忆父母——在那边，你们过的还好吗？父亲的耳朵鼻子每到冬天还发紫吗？母亲的腰椎还经常疼痛吗？你们知不知道没了你们，我常常会有找不到家的感觉吗……？

但愿我的父母在遥远的天国无病无灾无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