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王皇义

1987年11月，我的拙作《军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概论》在贺兰山面世。这时，我任兰州军区守备师第二团政委。我之所以不敢称其为“书”，是自己离编书还有很大差距，但它的确是自己6年多时间里在带兵、管理部队学习、研究、实践中的体会积累，那就称作探索带兵之道实践研究成果吧！

习文之初

我初中毕业时，正值“文革”开始，学校“停课闹革命”，学业中断，1968年2月应征入伍到了六十二师炮兵第三四二团（后称六十二师炮兵团）加农炮一连。

1968年，六十二师炮兵三四二团加农炮一连在石嘴山二矿“支左”，后排左三为王皇义

兵之初的第一站是宁夏石嘴山市河滨区五四厂，因为我所在的加农炮一连在这里“支左”，主要任务是制止武斗收缴群众组织手中的武器弹药。第二站是石嘴山矿务局二矿，“抓革命促生产”。

团在我们营组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被抽调成为新成员之一。大家都在学习、背词、练功，我却坐在背包上不动弹，心里不愿意干这行呗！第三天中午，我请求负责宣传队的朱士秀副教导员放我回连队，竟然如愿。我背着背包刚到连队，就碰上了连长田太珊。他问我：“怎么回事？”我如实禀告，田连长“噢”了一声，慢慢地说：“没关系，回班里吧！”

回到班里一切很平静。倒是自己怀里像是揣了只兔子，忐忑不安，生怕“不愿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扣在头上。

不久，团政治处的文化干事来连队选拔人，要连队开一次晚会。代理排长万新亭点了我。自己本来就有在营宣传队“逃兵”在案，如果再“二返长安”，肯定是个“剁柴的墩子”、“活靶子”。班长郭满寿一定让我出节目，我开出了“可以编，但不上台出演”的条件。于是便以当时流行的“老两口学《毛选》”的曲调，老瓶装新酒，编了个《一对红学门合》的节目。门合是青海省军区干部，在巴仓农场“支左”，1967年9月5日，为保护27个工人的生命，他扑向即将爆炸的防雹土火箭英勇牺牲，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追授他为“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荣誉称号。

我将写好的节目交上去，这一关算是过了，但自己担心后面还有多少关要过呢？

后来，连队驾驶班副班长、报道组组长肖振荣让我给报社写稿，虽然自己文化程度有限，但这也许是一个机遇，就跟着人家照猫画虎的拼命写拼命发。有一篇连标题也没有的稿子，没想到在入伍3个月后的1968年6月26日《人民军队》报头版摘用了我发去稿子中近千字，末尾加括号署了我的姓名。

这一下可不得了，连嘉奖，团政治处奖给我一套《毛泽东选集》，又先后到团和师的报道组培训，提了干，调到师机关，后回连队当指导员，又调二十一军机关，再后来下师政治部当科长。岗位虽变，但爱学习、肯思考、勤动笔的习惯已成自然。

“不怕知识少，就怕不学习”；

“不动笔墨不读书”；

“干什么，学什么，研究什么”；

“读书是营养剂，思考是入场券，研究是挖掘机，应用是大舞台，总结是大会餐，素质是金刚钻”；

“快乐学习，快乐研究，快乐工作，追求快乐者永远快乐”。

六年有成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当时，部队建设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加上一些原有的难题尚未破解，就给我军政治工作以新的考验、挑战和机遇。

1986年12月，守备二团进贺兰山不久，在宗别立召开团第九次党代会

1981年1月24日，组织任命我到一八六团任政治处主任。在“政治工作难做，工干部难当，兵难带”的倒逼下，在团党委、陈克敏政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坚持面向连队，向基层请教，积极响应总政治部关于开展政治工作研究的指示，我组织政工干部队伍集体攻关，逐个解决急需解决的难题，将比较成熟的做法整理出来，发在团政治处自己办的《政治工作研究》小专刊上，以引发大家探讨问题的浓厚氛围。

总政治部《政治工作研究》刊登一八六团政治处经验时的“编者按”

这些“土特产”逐渐引起各级政治机关的重视，兰州军区政治部出了专辑，总政治部《政治工作研究》刊登了我们的做法，还加了很长的“编者按”，办“指导员之家”被推广，政治处于1984年4月16日被兰州军区授予“面向基层勇于创新的政治处”荣誉称号。

零散的文字不少，但这都是“待穿线的珍珠”。在当时出版物极少的情况下，很需要有一个培训指导员的“参考资料”，以弥补院校培训周期长、人数少的不足，充分发挥团政治处“一线指挥部”的作用，把“一线指挥员”队伍锻造坚强。正巧，政治处命名后不久，已任团政委的我到西安陆军学院补习高中文化。

10个月的文化学习，脱离团队工作，给了我静下心来用业余时间把《指导员工作研究》文稿整理了出来。我在校担任区队长，队领导给了我许多方便，住单间。我虚心向专家、指导员队的学员请教，4个月拿出了12万字的初稿，学院院刊刊登了部分章节，有的报刊、杂志也选用了部分内容。

我在地方上打印了50份，寒假时带回部队征求意见。没想到被一战士家长从我妻子李见云处知晓，几经辗转到了陕西人民出版社，社方认为有修改价值，便向兰州军区政治部去函协商。一直在团里长期指导工作的政工研究室党万录主任十分重视，要我抓紧时间修改补充。

文化学习毕业回部队没几个月，一八六团随师改编为兰州军区守备师第二团，移防贺兰山宗别立原兰州军区守备一师二团（陆军第二十师五十九团改编）营房（后移防到八号泉原守备一师师部）。在大转变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各级首长仍很关心我的这部拙作的进展。兰州军区政治部派研究室刘国彬研究员具体帮助指导。兰州军区政委李宣化视察部队时，特别强调要关心支持。

1986年冬，吴建义（后）和王皇义（右二）陪同兰州军区李宣化政委（右）、宁夏军区政委王焕民（左）荣誉室

团里其他领导创造了许多方便，分担了许多工作，使我能有更多的时间修改书稿。一些章节是在地窝子里，或者深夜加班完成的。正式出版之前，《解放军报》等一些报刊作了报道，有的还进行了连载。

大家的研究成果，院校、专家的指导、首长的关心、机关的具体帮助，拙作《军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概论》终于出版了。

2004年5月，我在青海果洛军分区任政委已经4年多时间。果洛玛积雪山最高峰海拔6282米，自然环境更加恶劣，我在这里经受了更加严峻的考验。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刘学理到来检查工作，他对我说：“老王，你的《军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概论》一直是部队在职培训的教材。”不管首长是安慰还是给我戴“二尺五”高帽子，看来他对我的拙作还是有点记忆的。让我不敢当的是，可不敢称为“教材”，只能说是“研究文章”、“参考资料”。这是心里话。我向首长敬礼：“没有组织，没有大家，哪有这些文字？”

六年有二

《从贺兰山精神到老高原精神》一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资料丛书《兰州军区史·回忆录卷》向我的征稿。

在贺兰山，我们就有由政治处副主任俱旭辉执笔的《从延安精神到贺兰山精神》的探讨，发表在兰州军区1989年第4期《党史资料通讯》上。

部队移防贺兰山，靠什么稳定军心？还是要充分发挥我军政治工作的传统优势，传承兰州军区守备一师（原二十师）创造的贺兰山精神，正是因为我们紧紧抓住“做贺兰山的新卫士”这个主题，开展各种形式的有效活动，我们才站稳了脚跟，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我们守备二团的各项任务，部队建设也有了全面进步。

我1990年9月调任青海省玉树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时，兰州军区倡导的“喀喇昆仑精神、老高原精神”三种革命精神，已经有了贺兰山精神。但是老高原精神只是在青海省军区范围内叫的很响，还没有被兰州军区推广。

我从西宁出发上任，途中的第二站是黄河源头海拔4300米的玛多县黄河沿兵站，一下车就站立不稳。晚上似睡非睡到天亮，大概醒了6次，走路喘、腿发软、睡难眠的高原反应十分严重，这在贺兰山是体会不到的，由此更感到青海省军区党委大力倡导老高原精神的极端重要性。呆都呆不住，还怎么履行职责？

上任第50天，我因车祸免职到省军区政治部帮助工作（负责组织处）。向赵连臣政委报到时，首长就交给自己一项艰巨任务：如何能将老高原精神在兰州军区叫响。正好省军区原定的党委支部建设座谈会还没召开，我们就将弘扬老高原精神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请了兰州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党务处王启厚处长前来指导。“四个一”：理论研讨会、表彰会、老高原传、录像片的措施提出来了。会议情况被兰州军区转发。

1992年3月召开的兰州军区党委建设座谈会上，第一次肯定了老高原精神，并将其与喀喇昆仑精神、贺兰山精神作为兰州军区倡导的“三种精神”，被收入兰州军区2005年3月出版的《铸牢我们的精神支柱》一书，老高原精神又被作为全军四十三种精神之一收入总政编印出版的《革命精神光耀千秋》一书。

我在青海省军区政治部，后来不分管组织处，干的是“游动哨”，但还是在为老高原精神鼓与呼。筹备老高原先进个人表彰会并出版《老高原颂》；呈请中央军委张震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傅全有部长题词；协助新闻媒体宣传老高原精神等。

“游动哨”更有机动性。在此期间，我有幸接触到了不少青海省军区史料。如解放青海、历史沿革、英雄门合、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李四海、全军英模代表王逢铭、解放军第四医院高原医疗队、县级人武部移交地方时“得与失大讨论”等许多尘封的“宝贝”。

到青海海北军分区任政治部主任，特别是任副政委后，我利用借调到兰州军区和青海省军区帮忙之机，到档案馆、机关的一些部门搜集史料，而后分类整理，有的重新编辑，逐步产生了汇集史料的想法。我选编，妻子李见云和与我相好的几位同志校对，一部40余万字的《老高原精神的实践与思考》文稿全部完成，我又托熟人呈请兰州军区温宗仁政委作序，报省军区李天荣政委批准由政治部出资，并以政治部名义印发部队。这些工作完成是自找的、无偿的，但我们夫妻两人深为办了这件事而高兴和自豪，它毕竟是我们无私为部队作贡献，而自己乐意干的事呀！第二个六年，实践与思考相结合的这1500册史料，得以保存了下来。

在果洛军分区政委任上，我又被点名参加了兰州军区政治部《铸牢我们的精神支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编写工作，封面照片就是“高原雄鹰”我们军分区骑兵连整装待发的威武雄姿。之前，我曾参加《军营三字经》（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军队基层管理教育概要》（军事谊文出版社出版）的编写。

有贺兰山精神的底蕴，又行走在挖掘、宣传、践行老高原精神的路上。这就是在青海高原10多年一直在干的活。

盘点沉淀

兵之初，石嘴山；解甲地，黄河源。沿着黄河往上走，归来再回首，文字沉淀几多有？

在位时，曾自选5篇文字编为《一得集》（3万余字）并印100册送人，退休后又将其修订为《治心九篇》。我一直在做政治思想工作，故称“治心”，选了各个时期的有代表性的九篇文字，故称此名。

《政治指导员素质论》是《军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概论》的一章。

《带兵散论》是在八号泉我团驻地的一次授课提纲，在青海又补充为60点，约1万字。曾在省军区《情况反映》全文刊用，后兰州军区《基层政工通讯》选用。一次，我从海北军分区下西宁换休，省军区政治部郑建民处长称，有人编《政工研究文萃》，他荐我参与。我到省军区办公室、档案室、西宁警备区查找，没有。无奈只得让军分区派人送下来。一次在街上碰到西宁警备区一陌生军官，打招呼时，同行者介绍我时，他笑了：“您的那份《带兵散论》我收藏了。”怪不得我找不到。

《主官论》约万把字，也是我在八号泉的一些思考和总结，在海北军分区时整理为《主官的一、二、三、四、五》。参加编写《军队基层管理教育概要》时，我结识了军事科学院著名军队管理专家王安，之后参加了军队管理研究会一些活动，后担任理事。我将《主官论》提交1999年年会，受到关注。当时就有两位博士研究生登门交流。

在乘坐舰艇游览黄浦江时，有一专家征询我有无将此扩编成书的意向。我说，主官很忙，哪有时间看几十万字的书？我之初衷，是提出问题，点到为止，引发思考，能开启更多思维空间就行了。不成想，女婿告诉我，由我担任副主编的《军队后勤领导学》出版了。我一笑了之。何必为此事去弄个究竟呢，人家拿去出版，说明咱的东西有用，也算是个贡献吧！节省点时间，再干点喜欢干的事吧……

1992年10月，我的老部队兰州军区守备师撤销。我受青海省军区之命，回宁夏接43名干部上青海高原工作。在银川火车开动之前，前来送行的宁夏军区政委董道圣对我说：你如果能在科研单位工作，那一定会出很多成果。我笑着表示感谢，向首长敬了告别礼。

在火车上，我一直在想：自己能搞科研吗？我的这些文字都是从实践中来的，凭我这个文化底子，至今连论文的格式、要求都弄不清的一个具体人，怎么能搞科研呢？

扪心自问，觉得还是《治心九篇》中“平台与舞台”的路适合自己：把学术交流当平台，把工作实践当舞台，互为启迪，相互作用，这才是自己的唯一途径。离开了实践，什么也没有。

前排右七为王皇义

我退休后的2006年12月军队管理研究会30年总结表彰会上，自己被评为“突出贡献奖”的33个专家之一。

大家向我这个“高原雄鹰”表示祝贺，我一直摇头，连说“惭愧，惭愧！”我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沾了把“论文”写在实践中的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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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皇义在办公室

作者王皇义 陕西户县人，1950年8月出生， 1968年2月入伍，曾任连队指导员，师、军政治部干事，师政治部科长，一八六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兰州军区守备师二团政委，青海省玉树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果洛军分区政委等职。2006年12月退休。

原文编辑：曹益民

本文编辑：徐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