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楼村,位于河南省的南部,
这个人口仅3000人的小村子,是最早被发现的艾滋病村,
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就记录了这个村里一个家庭的故事,
马深义一家人住在文楼村,一个老旧的农家小院里,
新年时贴的红对联已经掉落,土墙变得破旧不堪,
屋里有一个女人,不断发出凄厉的叫声:
“娘啊!娘啊!我的娘啊!”
她躺在一个巨大的篓筐里,
松散的蚊帐挂在头上,墙面斑驳肮脏,
一个男人,抽着烟,
望着这个痛苦的女人,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眼圈红了,站起身来,
发出一声极重的叹气。
他就是这个家的主人——马深义,
而那个在床上痛苦万分的女人,
就是他妻子——雷梅,
由于上个世纪90年代,村民被“卖血脱贫”蛊惑了,
他和妻子都因卖血而感染了艾滋病,
大女儿出生于感染前,她是家里唯一一个健康的人,
由于父母不了解艾滋病,又生了两个孩子,
二女儿马茹和弟弟马占槽,
他们因母婴传播,也不幸感染了艾滋病。
二女儿马茹
也就是说,一家五口,
因为当年卖血拿的50块钱,4个人都感染了艾滋,
只有大女儿是这场灾难的幸存者,
其他人,无一例外都将掉入艾滋病的地狱中。
“让我死了
孩子好好的就行”
躺在篓筐上的雷梅,
无疑是家里发病最早、症状最重的人,
立夏时分,
她躺在篓筐里,有气无力地对丈夫说:
“我心里不得劲,我心里难过。”
马深义一言不发地叹了一口气,眼眶却不知不觉红了,
光着屁股的儿子,蹲在地上玩扇子的女儿,
这个家何去何从,他不知道。
雷梅起床了,她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老灶爷上香,
她一边说:“老灶爷罚我的啊!”
一边虔诚地点上蜡烛,烧了一把香,
然后虔诚地站着拜了拜,又跪着磕了好几个响头,
说着:“饶了我吧,神把我罚得不轻呀!”
女儿一旁站着,她不知道母亲在干什么。
昨天南边的诊所医生跟马深义说:
“小孩已经没啥希望了,医生说活不过四岁,
马深义绝望地说:
“我想我死了最好,心里整天特别难受。”
只有说到过去的时候,他们夫妻俩才会露出一丝微笑,
雷梅笑着说:
“我过去可红火了,也可不一般了,
穿的、吃的、戴的,
那时候刚兴手表,我就带上表了。”
问到小时候的梦想时,
雷梅皱着眉头说:
“只想有吃的有喝的有穿的就行了,我的想法就这,
现在我的想法是,
要么让我死了,孩子好好的,
让他们成个人立个家,现在想法就这。”
说到孩子,想到自己的未来,
他们眼里全是绝望和空洞。
大暑,见到雷梅,
瘦了一大圈,状态更不好了,
马占槽也瘦了不少,因为艾滋他整天拉肚子,
吸收不了营养,到现在也不会说话,不会站立,
她开始考虑自己死了以后的事情,
她想照个遗像,不想让孩子们以后忘了自己还有个妈。
三个孩子没有了妈妈
雷梅死不瞑目
秋天,雷梅的床从篓筐挪到了推车上,
在河南,一旦把人放在排子车上,
意味着她离死亡也就不远了,
她已经瘦得不成人样,嘴巴也合不上了,
马深义就这么看着她,一言不发。
另外三个小孩就在屋外快乐地玩耍着,
他们不知道,妈妈快要死了,
他们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也会如此悲惨。
雷梅被推到了外面,她的眼神清澈但空洞,
脸上已经没有了血色,灰暗一片,
苍蝇围着她团团转,
最后有三四只苍蝇停在了她的脸上,她没有力气驱赶,
它们也知道雷梅命不久矣。
与这幅景象相反的是,
秋天的丰收,金黄的玉米铺了一地,
三个孩子在这满眼的秋天中,玩着属于自己的游戏,
五毛五一斤的玉米,马深义今年应该能赚500多块钱。
家里唯一幸存者——大女儿马宁宁,她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
成绩很好,这次考试还考了班级里第四名,
说着她就开始拿出课本,蹲在小板凳前开始认真地写作业,
可是,厄运正在临近这个家庭,
霜降,雷梅离开了人间,
在诊所挂针的时候,晚上九点半落的气,
一套150块钱的寿衣穿在身上,连死了都合不拢眼的雷梅,
舍不得孩子,舍不得这个家庭。
她现在终于从疾病的痛苦中脱离了,留下三个不谙世事的小孩,
他们连什么是死都不知道,就失去了唯一的妈妈,
可是雷梅连一张遗照都没有拍。
对于马深义来说,
他第一次看见有人死在他的面前,这个人还是他最爱的媳妇,
他说:
“我看见我媳妇落气时,心里难受得很,
看了难受,落气那会儿人真是最难受。”
马深义出神地望着那只给媳妇祭奠的鸡,是媳妇生前难以吃到的。
立冬,马深义带着两个女儿去给雷梅上“五七坟”,
到了坟头,大女儿终于意识到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她痛哭起来,一声又一声地叫着:“妈…妈妈……”
冬至,天地变得一片白茫茫,
一家人在家里哈着冷气,
马深义穿的很单薄,
所有的钱都给孩子置办冬衣了。
弟弟学会走路时
姐姐懂得了生死离别
马妞去上学了,爸爸跟她说:
“期末考了八九十分,就给你买新书包。”
春节,墙上挂了马妞的新书包。
马妞一口口喂着弟弟妹妹吃饭,
新年来了,他们都穿上了新衣服,
马占槽终于可以自己走路了,还会喊:“爸爸。”
这让马深义很开心,他跟孩子们说着:
“你知道啥子叫过年吧?过年,吃肉,买花衣裳……”
为了过年,他去县长那里讨了一些钱,
特地割了十来斤的肉,买了八九斤的鱼,
新年包了雷梅喜欢吃的饺子,贴上了紫色的对子
“满园春色”、“出门见喜”、“身体健康”,
家里有人去世的第一年贴紫色的,第二年才能重新贴回红色。
当鞭炮被打响,大家开始吃饺子的时候,
这个家才稍微了有了温度,似乎一切都会好起来。
影片的最后,画外音说道:
“蛇年过去了,
马占槽在这一年里,终于学会了直立行走,
而这个家庭中唯一的幸存者,他的大姐马宁宁,
也在这一年里知道了什么叫艾滋病,什么叫生死离别。”
“什么是艾滋病?”“一种传染的病。”
“这病可怕不可怕?”“可怕。”
“你知道弟弟是不是艾滋病?”“是的。”
“妹妹呢?”“是的。”
“爸爸呢?”“是的。”
“你呢?”“不是的。”
“是谁告诉你的?”“俺爸。”
“你知道妈妈因为什么死吗?”“得病。”
“什么病?”“爱死病。”
“你不怕弟弟妹妹传染你?”“不怕。”
“为什么?”“……”
面对“你不怕弟弟妹妹传染你?”的问题,
她几乎是决然地说:“不怕。”
卖血赚了50块钱
却入了艾滋的地狱
他们都是上世纪90年代,血浆经济下的受害者,
中国是人口大国,像河南这样9000万的人口大省,
80%都是低收入的农民,哪怕这7000万人有百分之一二愿意卖血,
哪怕每年只卖一两次,也能创造上亿的价值,
而官办的血站,
始终是“血浆经济”最积极的开拓者、鼓吹者和组织者,
“在医院门口的广告栏里,
贴着献血光荣,救死扶伤。”
当时的“单采血浆”方式,是引发艾滋病潮的罪魁祸首,
它是将许多人的血液采集后集中到一起,
用分离机器分离血浆与红血球,
将血浆卖给制药公司,剩下的红血球则输回卖血人体内,
只要卖血的有一个人是艾滋病,剩下的所有人都难以幸免于难,
采血的血站疯狂采血,卖血的农民疯狂卖血,
卖血的人只能拿到40-50块钱,而血站居然还能净赚将近70块钱!
本来按照规定,单采血浆者每次至少要间隔半个月,
但这个规定形同虚设。
据文楼村民程彦军说:
“我一年最低300次,平均是一天一次,
实际上一天抽两三针是常有的事。”
对于贫穷的农民来说,卖血是一个不错的职业,
当时还有靠卖血买到车子房子,娶到老婆的。
直到后来,诸如艾滋病等传染病开始大肆流行,
大家才意识到卖血拿到了钱,却丢了性命。
文楼村一名30多岁的男子去世
在拍摄此片的时候,环境对这个话题还极其敏感,
导演陈位军为了拍这个片子,4次被抓软禁,
还受到了严厉的询问警告和上层的政治压力,工作岗位都差点丢了,
他不得不一次次装扮成一个农民,用化肥袋子装着摄像机,
步行10公里,小心翼翼地潜入村庄,
在村民的帮助下,进入马家小院,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本来帮助拍摄的伙伴,一个个都散了,
最终只有他坚持了下来。
导演说:
“我想跟踪拍摄一个艾滋病人家庭,
通过记录家庭成员陆续死亡过程中发生的事,
反映生命的平等和尊严、母婴传播对生命的残酷戏弄。
希望社会能够理解艾滋病人不是异类,
他们比正常的生命更需要理解和支持。”
对于马深义来说,死亡肯定是最大的解脱,
但面对孩子,面对这个单亲家庭,
他有责任,他对孩子的生命有承诺,更有尊重,
可是,他也是血浆经济下的受害者,
他对生命如此敬畏,为什么我们不能给他们一些尊重呢?
像《我不是药神》中那个婆婆说的一样:
“我不想死,我想活着。”
从前的时代不尊重人的生命,把人当作血库,无止境地压榨,
如今,那些受害者们还要仍受他人的歧视,被当作“异类”避而远之,
真的让人觉得悲哀,
导演废了那么大力气,
把血浆经济之后的“艾滋村”,血淋淋地带到大众眼前,
他们其中的许多人,现在仍受艾滋病的毒害,
但他人的错误,为什么要让他们买单?
为什么真实,离我们如此之远,
如果不借着导演陈位军的镜头,
我不会知道如此不堪的真实,
如果不堪的真实不配被揭露,
那么一片太平盛世终是浮影。
不要只在艾滋病日看见艾滋病,
他们的痛苦是日日夜夜的,
我看见了他们的痛苦,希望你也看见,
也希望,更多人能看见,
为他们守望。
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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